弘治中兴（明孝宗治理下出现的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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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3-05-24
弘治中兴
本词条是多义词，共3个义项
明孝宗治理下出现的治世
弘治中兴指的是明朝在明孝宗朱佑樘治理下出现了的短暂而辉煌的“治世”。明孝宗明代中期的一位仁君，由于他宽厚仁和的政治品行使得弘治一朝出现了君子众多、君臣关系融洽等政治特色，为这一朝带来了美誉，明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 ，使成化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
明孝宗即位初期对于明王朝来说是一个多难之年，黄河发大水，陕西闹地震，外加遇到国丧，件件都是麻烦事。而明孝宗位期间推行了一套明智的政治措施：凡是明宪宗亲信的佞幸之臣一律斥逐。于是吏部尚书万安、礼部侍郎李孜省、僧人继晓等，或杀、或贬，或逐出京师；获罪较轻的或贬官放逐、或流放边地、或孝陵司香。大量起用正直贤能之士。同时，更定律制，复议盐法，革废一应弊政，政治清明，朝野称颂。
明孝宗在内政治道上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开封处黄河决口，明孝宗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领5万人修治。弘治五年（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明孝宗命工部侍郎徐贯主持治理，历时近三年方告完成。从此，苏松消除了水患，再度成为鱼米之乡。
由于明孝宗励精图治，使明朝再度中兴盛世，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富裕、天下小康，是明代历史上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之一。所以后世史学家称其为弘治中兴。他本人也被誉为“中兴之令主”。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 弘治中兴 |
背景
政治
明孝宗即位之初，就着手改革弊政。先着手人事安排，后改革政策。他力改成化弊政，其目的还在于解决这些危及统治的社会矛盾问题。不过，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员的人事安排上，待到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他便开始注重于对内忧外患的治理。
整顿吏治
•清除佞臣
接着，明孝宗开始整顿吏制，将成化朝通过贿赂，溜须拍马发迹的官员一律撤换，改革首先从内阁开始，罢免了以外戚万安为首的“纸糊三阁老”。万安遇事除了喊“万岁”，没有半点主张，明孝宗罢免他不久后，和万安一起混日子的尹直也黯然离职回乡，只留下了刘吉。明孝宗看的出来刘吉除了混事，也会干事，接替内阁首辅的刘吉，在弘治年间一反常态，不但时常建言国事，更是对工作极其负责出力。特别是西北的哈密战事，正是在他的统筹下得以圆满解决的。
•重用贤能
在清洗了诸多混日子的大臣同时，明孝宗大量起用正直贤能 之士。象王恕、怀恩、马文升等在成化朝由于直言被贬的官吏；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贤臣。为于谦建旌功祠，使得无论是朝中还是宫中都为之一新，时称朝序清宁。
明孝宗登基后马上召回了王恕，王恕上任后没有辜负明孝宗的期望，在他的主持下开展了官场考察，考察的标准也极其严格：不但经济有问题的要被追查，就连身体不健康不能胜任工作的，也要一概被罢免。仅弘治元年（1488年）从中央到地方经过吏部考察被罢免的官员就多达一百多人。和王恕一样，马文升在部队里面也开展了整顿。除了罢免大批不合格的武官外，还清理屯田，整顿地方武备，明军的战斗力，一度焕然振作。
正是在王恕和马文升的强力行动下，基层的一批慵懒官员被清除，诸多的才俊良臣得以提拔。
而治水有功的刘大夏于是成为明孝宗身边最受倚重之臣。弘治十五年（1502年），刘大夏被拜为兵部尚书，代替了原任兵部尚书马文升。从此以后，明孝宗几乎事事都不能离开刘大夏了。这过度的宠任颇遭物议，有些大臣不平于刘大夏独蒙眷顾，私下里讲些“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之类的话，也传到皇帝耳中，但他只是对刘大夏更为回护。
刘大夏是正直而传统化的官员，他的得以重用固然出于本人极强的办事能力，同时也得之于朝臣们的交荐，当时他是颇具清望的。也正因为如此，刘大夏对弘治后期之治起到了主要作用。刘大夏更被认为是“弘治三杰”之一。
尽管许多官员都有直言上谏，但是刘大夏更能具体细致地道出种种弊端，恐不 多见。明孝宗不由叹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之后，在朝中掀起了一个揭露弊端、斟酌而行的运动，其结果涉及的不仅有反贪倡廉，而且提出裁革传奉官、控制捐纳等等主张。
当时人称：“上优礼大臣，无大故未尝斥辱。如尚书刘大夏、都御史戴珊辈，往往召至幄中，从容讲论，天颜和悦，真如家人父子。内阁诸臣，皆称为先生。李西涯有诗云：‘近臣尝造膝，阁老不呼名。’盖实录也。”刘大夏、戴珊以及内阁诸臣均为正人，明孝宗身边多正人，佞幸小人便难以得逞。这也使弘治后期政治显得十分谨严有度。
这一年冬天，明孝宗采纳刘大夏建议，将保定班军万人发回原卫团操，引起以私役班军为利的内臣不满，于是有人制造流言蜚语，贴于宫门，诬陷刘大夏。明孝宗对此中因由是非常清楚的，也知内臣贪弊之甚。而刘大夏提及镇守太监一事，也使他想到宫中弊端，此后明孝宗命兵部侍郎同给事中、御史清理裁革，岁省光禄寺金钱八十余万。但是内臣们从此对刘大夏心怀忌恨，这便为他到正德中遭受迫害埋下了伏笔。
•限制宦官
对于宦官的限制，执之最厉者并不止刘大夏。谢迁亦曾言内府宦官索贿之事，明孝宗令撰旨禁约时，谢迁道：“虚言设禁，无益也。须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开奏，而后严立条禁，有犯必诛，庶民困可苏。”由此诸内府宿弊，多有革除。故嫉之者少。刘大夏虽非阁臣，明孝宗对他的倚靠则不仅限于兵部，至有密帖之谕。
•官员考核
明朝官员考核分两种，一种是京察，考核在京的五品一下各级官吏，六年一次；一种是外察，三年一次，考核各地的地方官吏，也被成为“大计”。“大计”期初是由各省的按察司负责，但后来御史权力大增，在永乐时期就逐步变为巡按御史和按察司一起负责考核。但是巡按御史毕竟是中央官员，按察司是地方官员，一点地方上相互勾结，巡按御史也是捉襟见肘。弘治八年（1495年）这条规矩被改了，变为各省的巡按御史和巡抚一起来主持考核，以往有地方司法大权的按察司，彻底靠边站。
这样一来，加强的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官员勾结徇私舞弊，而“大计”制度也有变革，一是巡按的考察内容经吏部判定后，方可允许科道言官进行弹劾。二是考核中不合格的官员，可以上书自辩陈述。这样确保中央威权，也防止冤假错案，官员管理审查力度大大加强。
明孝宗还出现了类似今天“内退”的规定，凡主动提出退休的官员，没有年龄限制，即使40岁提出退休也会被批准。
•提高办公效率
明孝宗在位期间还大大加强了办公效率，明孝宗规定，凡是交给大臣讨论的奏章，普通内容的，复奏处理不能超过两天；如果事关多个部门，不能超过十天；如果是涉及战争等重大事务的，最多不能超过十五天。也就是说十五天里，一件奏章必须处理完毕。
这个规矩定下后，明朝的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同时期的几个重要经济决策和改革，也从此快速完成。
勤政廉政
弘治元年（1488年），他采纳大臣的建议，开设大小经筵，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这一制度是在正统初年制定的，大经筵，每月逢二、十二、廿二日举行，主要是一种礼仪；小经筵又称日讲，君臣之间不拘礼节，从容问答，是重要的辅政方式。大小经筵制度，在明宪宗朝时一度废置。明孝宗开始坚持日讲，不仅早朝每天必到，又在早朝之外，另设午朝，每天两次视朝，接受百官面陈国事。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机会协助皇帝办理政务。孝宗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其作用是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治国之道，商议政事。
由于明孝宗锐意求治，朝廷上下，文武百官纷纷上言，或痛陈时弊，或广进方略。马文升上时政十五事，包括选贤能、禁贪污、正刑狱、广储积、恤士人、节费用、抚四裔、整武备等诸多方面，明孝宗无不大为赞赏，一一付诸实施，这对弘治朝兴利除弊起了积极的作用。
力求节俭
明孝宗
明孝宗在生活上也注意节俭，弘治元年（1488年），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曾对朝鲜的国王说： “先皇帝（宪宗）或于用人，间以私意，今皇帝（明孝宗）则铨注登庸一出于正。又性不喜宝玩之物，虽风雪不废朝会，临群臣皆以丧服，惟祀天祭用黄袍，臣等慰宴时不奏乐，不设杂戏，劝花置于床上而不簪。大抵先皇帝弊政一切更张矣。”
明宪宗生前爱穿用松江府所造大红细布裁制的衣，每年要向那里加派上千匹。而这种织品，用工繁浩，名虽为布，实际却用细绒织成。明孝宗当时还是太子，内侍给他送来新裁制的衣服。他说：“用这种布缝制的衣服，抵得上几件锦锻衣服。穿它，太浪费了。”遂谢而不用。他当了皇帝后，下令停止为皇宫织造此布。
明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其中可能有溢美之词，不过，与前后几朝相比，弘治时期的朝政的确算是清明的。
军事
明孝宗重视军事，极力维护国家统一。他在位时期，明军先后三次收复哈密，其中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武力收复。羽奴思统治国吐鲁番地区后，开始与明朝争夺对哈密地区的控制权。1488年，明孝宗令罕慎袭封哈密忠顺王，“给金印，冠服”，对新疆的实际控制。同年，羽奴思之子阿黑麻躬至哈密城下，诱罕慎盟，执杀之，复据其城，而遣使到明朝入贡。明朝识破其诡计，只得献还哈密金印。1493年，阿黑麻再次攻占哈密，令其尊长牙兰守护哈密，并不时抢掠沙州等地威胁各卫归顺，为患不已。1497年，马文升前往平抚，汇同河西诸卫及诸部落族数千人，袭哈密城，牙兰等人逃跑，哈密收复。当时朝廷中有人主张放弃哈密，但明孝宗主张坚决出兵收复哈密，并立即委派马文升为元帅，大败吐鲁番军，收复了哈密。
他爱护武将，如马文升在兵部尚书任上，一次就罢免了三十多名不合格的军将，得罪了许多人，明孝宗坚定地支持马文升整军，甚至还特地派一些大内侍卫保护马文升。他下令命任何人不得役使团营军士。对鞑靼小王子、火筛的反复多次入侵，均进行有效打击，使其败走。最著名的战役有：1488年都指挥廖冰击败小王子于兰州。1497年甘肃总兵官刘宁败小王子于凉州、1500年甘肃参将杨翥败小王子于黑山、1503年朱晖袭小王子于河套。
弘治七年（1494年）明朝颁布《佥民壮法》。正统、景泰年间，曾召募丁壮训练，以备战事，但未定佥法。弘治七年（1494）十月，应礼科给事中孙鼐之奏定佥民壮法，今州县七八百里以上里佥二人，五百里以上里三人，三百里以上里四人，百里以下里五人，俱于丁众粮多之家选年力强者，加以训练，遇有调拨给粮以行。富民不愿者，纳银于官，官府如募。
这部法律规定，各州县要征发民兵，这些民兵平时有官府进行训练，战时补充到军队。这个民兵制度的最大影响就是，为明朝中后期大规模的募兵准备了充足的兵源，后来明朝几个战斗力强大的募兵部队，都是以“民壮”为单位。
经济
减免赋税
明孝宗体恤民生，善待百姓，他常常减免地方的赋税。地方官奏报因灾情免赋的要求，他都无一例外地下旨同意。免税粮之外，他还给贫民麦种、牛种。他还禁止宗室、勋戚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禁止势力人家侵夺民利。有一次，明孝宗特地派遣手下人送羊送酒到黄河工地上，犒劳治理黄河的刘大夏及河工人员。
经济改革
•实征册制
经济方面的第一个改革就是征收制度。明朝开国以来，赋税征收的一个难题就是欠税的太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来自明朝的一个福利政策：如果一个地区出现欠税，那么欠到第二年，就可以酌情打折，甚至大大减免。当初定下这个政策是为了回顾百姓。
但是到了后来，贪官污吏从中作梗，能交上税的，故意拖欠不交，到了第二年可以申请打折和减免，免出的这部分都被贪官拿走了。面对这种局面，明孝宗实施实征册制。
实征制度就是计划手册，每年秋粮征收，地方上八月出预算九月造花户实征册，填写通知单，十一月起开始征粮，十二月征收结束。对照实征册一分出入，只好等着追责。
这样一来，贪官的漏洞就被堵上了，以往那种钻空子的发财招数，彻底没用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大大增加。
•开中法
让明朝财政好转的还有另一个改革：开中法。
但是到了明中期，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外加粮食价格和食盐价格的比价早已改变，正规的商人拿粮食换食盐，成本已经亏损了。外交腐败加剧，盐引流失，不法商贩反而大肆利用盐引，谋取暴利。这样一来，愿意送粮的商人越来越少，食盐业更混乱不堪。
弘治五年（1492年）起，在户部尚书叶琪的主持下，明朝又重新调整开中法。最大的改变就是：商人如果要拿盐引，不必再辛苦的运量，只要按照比价缴纳白银就好。这样一来，利润也变，原先输送粮食，成本本身就高，这下换成白银，成本大减，食盐贸易利润大涨，商人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争相前来送钱。如果折合成货币收入的话，开中法这一项收益，弘治年间每年是之前永乐年间的八倍。
收入与人口增加
弘治通宝
但是，从《明孝宗实录》中看到这明显的阶梯状的增长数字时，不由产生一点疑问：像弘治朝这样一个灾害颇多的时期，在生产与人口增殖上却表现得如此稳定繁荣，甚至包括黄河水患及数年的治理，居然并未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这不能不感到疑惑。主要原因事实上造成这种“弘治现象”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的稳定。弘治年间除河套、哈密等地区与少数民族有小规模军事冲突外，全国主要地区均无大的动乱。二是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起到了以工代赈的作用。从弘治二年（1489）至弘治八年（1495），以治黄为主，兼及苏、松水利，先后用民工近六十万人，历时六七年。调动力量固然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灾区人户的失业与救济。
弘治八年水利工程告竣后，弘治九年的赋税米麦合计增至二千八百八十四万余石，较前增加一百余万石。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明初洪武朝的平均岁入。
治灾
治理黄河
自洪武建国以来，对黄河曾有两次大规模治理，一在永乐间，一在景泰间。成化中，河患又厉，屡决于开封，河南颇受其害。
治理水患是弘治朝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黄河、运河与苏、松水利的治理关系到防止沿河郡县灾害、南粮北调的运输和财赋重地的生产，这实际构成了当时国家经济的主体。
明弘治时期的青花婴戏图罐
弘治六年（1493年），淮河又闹灾，这次黄河又于张秋决堤，由汶水入海，漕运中绝，明代漕运，自永乐浚通后，一直为南粮北运的倚靠，黄河水患往往危及运河，也就阻断了明朝南北运输的生命线。朝廷下诏命百官荐选才臣治水。吏部尚书王恕等人便推荐了浙江左布政使刘大夏。刘大夏在听取水利专家建议之后，先于决口处西岸开挖一条月河，以通漕运，在保证通漕情况下，经两年时间，完成张秋决口的堵塞工程，又疏浚数处河道，以分水势，于昨城（治今河南汲县东南）经东明、长垣到徐州，此后漕河上下无大患者二十余年。不过，经这次治理后，黄河自开封往东，不再向东北入山东流入渤海，而是向东南，经徐州，由洪泽湖北汇入淮河，夺淮河河道入黄海。张秋决口堵塞后，更名为安平镇，明孝宗特地派遣行人送羊酒犒劳刘大夏及河工人员，而刘大夏从此成为朝廷倚重之臣。
治理江南
弘治五年（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明孝宗派遣徐贯前去治理江南的苏松河。河工大约完成于弘治八年（1495），这一年二月，明孝宗亲命敕建黄河神祠，赐额“昭应”。到四月间，苏、松各府治水工程亦告竣。这也是一项役夫二十余万的大工程，共修浚河泾、港渎、湖塘、斗门、堤岸、堤坝、河道二百五十多所，彻底解决了江南水运的淤泥堵塞，经过此次治理后，以往水患多发的江南大地，从此水灾顿渐，在之后的二百多年里，几乎是旱涝保收的鱼米之乡。
民族
•穆斯林
明孝宗实行积极的民族政策。在弘治年间，他对回族聚居区进行开明的扶持政策，兴建了不少的寺庙，将其命名为“清真寺”，以供回族人士进行宗教活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对北京广安门内牛街清真寺礼拜堂的重新装修，使其成为北京地区回族人士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
“清真”一词在明孝宗的推动下，很快影响全国，对回族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甫一开始时，“清真”一词的内涵时常被人混淆，如弘治二年（1489）重修的河南开封犹太教堂也被命名为“清真寺”，但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弘治中兴”对回族文化的形成意义。
•西藩
明孝宗时期还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
外交
文化
明孝宗个人生活节俭，忙于政事，似乎在器用方面并无特殊嗜好，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欣赏陶瓷，更无暇顾及孰好孰坏。据史籍记载，景德镇御窑厂曾数度停止烧制或减产瓷器，因此，这个时间虽不算短暂的王朝，官窑传世品的品种和数量却都很少。弘治青花延续成化的工艺和风貌，因此有“成弘不分”之说。近来，海内外考古成果和传世品陆续有新发现，特别是民窑青花瓷，品种多样，装饰新颖，反映出在此时官窑处于低谷时期，民窑却十分兴盛，对此古陶瓷界和收藏界逐渐都有了新的认识。
有迹象表明，明孝宗喜爱素色，反映于瓷器上是传世实物绝大多数色泽素净，宫中的器用主要以皇帝的活动为轴心，任何事物必须以皇帝的需要为第一需要；因皇帝嗜素，嗜素之结果导致对素净器皿的广泛使用的需求，这是弘治朝瓷器色泽普遍较素的重大原因。
评价
明孝宗在位十八年，他重用李东阳，谢迁，刘建等名臣，采取种种措施减轻老百姓的徭役赋税，把本已经衰败的明朝再度复兴起来。
由于明孝宗一朝，削弱了太监乱政的现象，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挽救危机的治国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出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政治清明。
杜雨露饰演的明孝宗
这是一个被历史所遗忘的时代，却最符合对于盛世评判的所有公共标准。可以把一切属于盛世的公共定语都套用在关于这个时代的评价上，虽然那样显得有些枯燥。但却足够说明这个时代让人神往之处。弘治十八年的故事，并不仅仅简单的是一个好皇帝开创一个盛世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属于一个群体的力量，这是一个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生命力重新勃兴的繁荣景象。
争议
清朝的学者对弘治中兴一直争论不休，褒扬者有之，怀疑者亦有之。弘治朝的功过是非，有人认为所谓的弘治中兴名不副实，它只是一个短暂、勉强的"治世"。
但受传统思想及自身经历的影响，明孝宗仍有一些弊政：如宠信权臣、宦官，偏袒外戚、宗亲，沉迷佛道、宫廷娱乐等。而这些弊政，不仅对当朝产生了不利影响，也为后来明武宗的腐败埋下了伏笔。
尽管存在诸多弊政，但是明孝宗宽厚仁和的政治品行、弘治朝君子众多、君臣关系融洽等政治特色却为这一朝带来了美誉。
参考资料
[1]
明孝宗朱祐樘因病逝世,“弘治中兴”结束 · 黑龙江网络广播电视台[引用日期2015-04-30]
[2]
弘治十八年：明孝宗朱佑樘的短暂中兴 · 新浪网[引用日期2015-06-05]
[3]
《明史.本纪第十五》 · 国学网[引用日期2015-05-21]
[4]
弘治中兴说清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引用日期2015-04-30]
[5]
弘治青花的装饰艺术 · 新浪网[引用日期2015-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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