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壮猷(历史学家、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方壮猷,常见人名。著名人物有历史学家方壮猷、民国审判推事方壮猷。
方壮猷
方彰修
1902
1970
湘潭
中国
清华大学
历史学家
中国共产党
《宝韦考》
人物经历
(1902~1970)
历史学家方壮猷手稿
历史学家。方壮猷,原名彰修。湖南湘潭人。出身农家。1912年入方氏族立明伦小学读书,四年后考入湘潭县振铎高小学,高小毕业后,任私塾教师。[2]
1919年明伦小学校长方鹤卿调任长沙岳云中学国文教员,方壮猷随之去岳云中学附设工厂当学徒,后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靠族祠补助,同学支持他为报社抄写、校对挣点钱,以解决在校学习的生活费用。[2]
192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两年后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并参加北京爱国学生运动。
1929年赴日本东京大学留学。回国 后在北京、南京等地大学任讲师。
生平
回国后在北京、南京等地大学任教。后又赴法国从汉学家伯希和研究东方民族史。1936年归国,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直到武汉解放。其间,曾兼任历史系主任、代理文学院院长。1950年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次年兼中南图书馆馆长。1955年任湖北省文化局局长。1958年任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65年任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长期研究民族史和宋辽金元史,其著作侧重于考释。1965年到江陵参加考古发掘厘定勾践剑问题。一生酷爱典籍,自己收藏甚丰,后来将其所藏图书捐献给国家。多次购求古籍善本和珍秘图书,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期间,多次从藏书家手中购得私人藏书,湖北籍著名藏书家张国淦藏书10数万卷,1952年,他专门向中南文化部报告,请购张氏“无倦斋”藏书,并从上海运抵武汉,大部分藏书归于湖北省图书馆。其中地方志计有1 698部,18 696册,明清刻本较多。亦有10数种宋元明刻本和抄本,鄂人著述近3 000册。1970年逝世,其子女将家藏书、帖、字画等文物捐献给湖北省博物馆。
主要学术成就
编成《楚墓通讯集》一册。还写有《室韦考》、《契丹民族考》、《匈奴王号考》、《鲜卑语言考》、《三种古西域语之发现及考释》、《龟兹国语及其研究之端绪》、《所谓东伊兰语即属阗国语考》、《鞑靼起源考》、《东胡民族考》等论文及《中国史学概要》等著作。
主要作品版本介绍:
《中国史学概论》,1947年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
《东胡民族考》,【日】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国社会史》,1947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宋史类编》,油印本。
《大小凉山罗族系谱》,1944年蒙藏委员会边政公论社出版。
《室韦考》,民国北平辅仁大学铅印本。
《中国史学书目》,油印本。
《东方民族史论丛》、《契丹民族考》、《南宋编年史家二李年谱》。
成长之路
方壮猷(1902-1970),字欣安,湖南湘潭人。年轻时的方壮猷兴趣广泛,尤爱文学,“浸淫于西洋文学,凡诗歌小说剧本无不毕嗜,亦时有创作,然君自言自娱而已,非示人者,随即脱手焚之。后治毛诗,攻中国文学”;入大学后,“又转其志于社会科学,凡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宗教、心理、哲学诸书无不攻读,且及於吾国史、汉、通鉴、通考及纪事本末、宋元明学案诸籍,益期有所成。”在清华研究院,他“治文史之学,著《中国文艺史》十四卷,《太平天国志》若干卷,此外积稿尚多。然君素不表暴,扃诸箧而已矣。”
方壮猷在清华研究院学习一年后毕业,到上海一些大学教书。1929年,赴日留学,从东京大学白鸟库吉研究东方民族史。次年归国,在北平各著名大学讲课,并连续发表《室韦考》《契丹民族考》《匈奴语言考》等多篇有关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研究的论文,锋头正健,其间发生了一些事,他复南下,1934年赴法,入巴黎大学研究院,从伯希和继续研究东方民族史,两年后回国,到武汉大学任教。
方壮猷在武大授课,有自己的特点,很受学生欢迎。有一位学生说:他讲《宋史》,准备了两套书,发给学生,让学生按不同专题整理剪贴,剪贴完了,一部“宋史资料分类长编”的雏形也出来了。学生们则学到了治学的一种方法,受益匪浅。
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
1965年冬,湖北省荆州地区漳河水库(今属荆门市)渠道工作,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省博物馆等有关部门配合工程进行文物勘探,在第二干渠所经江陵县 境内的纪山西麓和八岭山东麓一带工程范围内发现大大小小古墓50多座。其中的望山四号墓是湖北省首次发现的较大型楚墓。由于江陵地区地下水位较高,墓坑积水较多,土质情况不良,坑壁极易崩塌。而且时逢冬季严寒,常有雨雪,给发掘工作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考古工作者们顶风冒雪,群策群力,自1965年旬10月中始,至1966年元月中旬止,仅用了三个月时间便顺利完成了田野间的发掘工作,共计出土文物2000余件。望山沙冢楚墓的发掘,是湖北境内采用科学方法对楚墓进行的首次较大规模的发掘。这次发掘中最惊人的收获是一柄寒光闪闪的青铜剑。此剑的出土,震动了海内外史学界与考古学界。
1965年12月,在距楚国别都纪南城故址七公里处的望山一号墓里,考古工作者在墓主棺内人骨架的左则,发现一柄装在黑色漆木箱鞘内的名贵青铜剑。
青铜剑与剑鞘吻合得十分紧密。拔剑出鞘,寒光耀目,而且毫无锈蚀,刃薄锋利。试之以纸,20余层一划而破。剑全长为55.6厘米,其中剑身长45.6厘米,剑格宽5厘米。剑身满饰黑色菱形几何暗花纹,剑格正面和反面还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纹饰,剑柄以丝线缠缚,剑首向外形翻卷作圆箍,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1道同心圆圈。
在这把锋利无比、精美绝伦的青铜剑的剑身一面近格处刻有两行鸟篆铭文,共八个字。这种古文字,史称“鸟虫文”,是篆书的变体,释读颇难。考古工作者在现场没有资料可以参考的情况下,初步释读出剑铭中的六个字为“越王”、“自作(乍)用剑(左金右佥)”。
春秋时越国自允常于公元前510年称王起,经勾践、鹿郢、不寿、朱勾……至无疆于公元前334年被楚所灭止,先后有9位越王,此剑又是哪一位越王所"自作"呢?只有弄清剑上的越王之名方可做出定论。于是,在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之间展开了一场以书信往来为主要方式的、轰动一时的学术讨论。
讨论是由主持此次发掘的著名考古学家方壮猷教授发起的,参加者有郭沫若、于省吾、唐兰、容庚、徐中舒、夏鼐、陈梦家、胡厚宜、苏秉琦、史树青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经过两个多月的书信交流、切磋研讨,学者们的意向趋于一致,公认剑上的八字铭文为方壮猷教授所提议的:“越王勾践,自作用剑。”[1]
1.方壮猷传略 · 知网空间·《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一期(引用日期:2014-05-04)
2.湖湘名人年谱·方壮猷生平简介-天下湖南网 · 天下湖南网(引用日期:202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