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历史

社会科学的历史始于1650年的启蒙时代，见证了自然哲学的一场革命，改变了个人理解“科学”的基本框架。社会科学源于当时的道德哲学，并受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等革命时代的影响。所述的社会科学从发达国家科学（实验和应用），或与一组互动实体的社会进步有关的系统性知识库或规范性实践。

狄德罗（Diderot）的大百科全书反映了18世纪社会科学的开端，其中包括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其他先驱者的文章。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反映在其他专业百科全书中。近代以来，“社会科学”首先被用作一个独特的概念领域。社会科学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侧重于基于实际积极感觉经验而避免消极情绪的知识；避免了形而上学的猜测。奥古斯特·孔戴（Auguste Comte）用“科学社会“是根据查尔斯·傅里叶（Charles Fourier）的思想来描述该领域的；孔德（Comte）也将该领域称为社会物理学。

在此之后，受孔德在其他领域的影响，社会科学中出现了五种发展道路。采取的一种途径是社会研究的兴起。在美国和欧洲的各个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统计调查。ÉmileDurkheim研究“社会事实”和Vilfredo Pareto提出了另一种途径，开辟了元理论思想和个人理论。从当前的方法论二分法发展出来的第三种手段，是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和理解；这是由Max Weber等人物拥护的。第四条路线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它使经济知识作为一门硬科学得以发展。最后的途径是知识与社会价值的相关性; 在antipositivism和诠释社会学的社会学马克斯·韦伯坚决要求这种区别。在这种途径中，理论（描述）和处方是对一个主题的不重叠的正式讨论。

西方社会科学的基础意味着进步和传统知识领域之间的条件关系。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意大利，社会学慢慢地肯定了自己，并遇到了超越哲学和神学来肯定战略知识的困难。

大约在20世纪初，启蒙运动哲学在各个方面受到挑战。自科学革命结束以来使用经典理论之后，各个领域都将数学研究替换为实验研究和检验方程式，从而建立了理论结构。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在方法论上变得十分定量。对人类行为，影响人类行为的社会和环境因素的科学探究具有跨学科和跨学科的性质，这使得许多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某些方面产生了兴趣。边界模糊的例子包括新兴学科，例如医学社会研究，社会生物学，神经心理学，生物经济学以及科学的历史和社会学。越来越多的定量研究和定性方法被整合到人类行为及其影响和后果的研究中。在20世纪上半叶，统计学成为应用数学的独立学科。可靠地使用了统计方法。

在当代，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和塔尔科特·帕森（Talcott Parsons）影响了社会科学的发展。研究人员继续寻求统一的共识，即哪种方法可能具有强大的功能和完善的功能，可以将拟议的“宏大理论”与各种中端理论联系起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中端理论继续为庞大的，不断增长的数据库提供可用的框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一致性。在可预见的将来，社会科学将由该领域的不同研究领域组成，有时在方法上有所不同。

术语“社会科学”既可以指代孔德，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等思想家建立的社会的特定科学，也可以泛指“高贵的科学”和艺术之外的所有学科。到19世纪末，学术社会科学由五个领域构成：法理学和法律修正，教育，卫生，经济和贸易以及艺术。

在21世纪初左右，社会科学中经济学领域的扩展被描述为经济帝国主义。

学科介绍

主要涉及有关商品和劳务的生产、供求、消费等方面的描述和分析。它的一个主要分支学科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经济活动中个别范畴的行为，诸如个体农民、商号及商人的经营活动。另一个主要分支学科是宏观经济学，其研究对象是整个经济体系，尤其注重产出和所得的一般水准以及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1]

一般认为是运用科学分析方法，系统研究各种管理程序的科学。狭义和传统而言，这门学科一直被看作是研究国家及其赖以发挥治理效能的各种机构和制度。国际关系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研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及各国的外交政策。

包括有关人类社会、社会风习和社会关系等科学研究，这门学科也可以明确界定为对人类所有组织的团体之发展、结构、相互影响及集体行为等方面所作的系统研究。与此有关的一门学科是社会心理学，研究有关个人性格、态度、动机和行为所受社会团体影响的方式。

研究人类文化，侧重社会结构、语言、法律、政治、宗教、巫术、艺术、技术等范畴的探讨。文化人类学特别要对人类行为的种种方式进行归纳，并对社会现象作出总体的描述。

也可视为社会科学之一部分。这门学科涉及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法学原理、法律体制、法律程序，并对之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

发展历程

严格说来，社会科学是在19世纪才出现的，如果没有古希腊的理性的探讨精神，也就不会有今日的社会科学。在中世纪的神学里就有根据人类和社会这两方面的观念塑造出来的综合物；这些观念其实就是政治、社会、经济、地理和人类学的概念。在整个中世纪，甚至进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教会对学者们关于人类思想和社会行为的想法，十分注意，并竭力加以控制。而当经院哲学势微之时，希腊古典文献的魔力和笛卡儿学派的推论方法，以及18世纪把社会改革与社会科学视为一事，也阻碍了社会科学的发展。随著17、18世纪社会科学理想的传播，人们对世界上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对人类社会行为的社会和文化状态的认识，在逐步扩大。反映在理论上，则有结构概念和发展变化的概念。这些创新思想，大部分存在于某些著作之中，目的在于抨击当时西欧政治和社会制度。就社会科学而言，19世纪一些决定性的思想，在前两个世纪就已经出现。在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双重打击下，西欧旧制度开始瓦解，这使地位、权威、财富等因素已发生变化，而19世纪的社会思想史就是把这些因素在理论上赋予新义而已。当时社会思想的重大主题几乎都与两大革命有关，如人口激增、劳动条件恶劣、财产的变化、都市化、技术和机械化、工厂制度、参政群众人数的发展等。这些都几乎立刻成为新意识形态的基础。此外实证哲学、博爱精神和进化观点三种思想倾向也影响了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初建之时，这是想建立一门总体社会科学，而有些人则追求单科的专门化。结果是后者取得胜利。经济学和政治学首先达到独立的科学地步；其次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也开始于19世纪，但轮廓不如其他各科清晰。最後出现的是社会统计学和社会地理学。民主和工业革命引起的各种进程，在20世纪散布到了世界的其他地区。西方与非西方的各种关系即西方同全部“新国家”现象之间的关系，正是社会科学极其重要的各个方面。马克思的思想对于今天数以亿计的人类来说，有著深刻的道德甚至宗教意义；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方面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他首先提出了社会可以通过计划来引导，由于对中央的兴趣，才使得凯因斯的思想获得了历史性的意义。在人格、意识和性格的一般领域里，弗洛伊德的著作对20世纪文化和思想的影响并不在马克思之下。他的基本理论已进入多门社会科学。

发展趋势

由下述变化特点可以看到社会科学的某些趋势：

社会科学的专门化，仅从高等院校开设的课程之多就可以看出；

另一倾向是多科性的相互补充和合作，新出现了政治社会学、经济人类学、选举心理学和工业社会学，某些单个概念也常运用于多门社会科学，并都获得了有益的效果；

另一突出点是，由于专业化，在社会科学内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紧张关系；

其他特点是近几十年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变得身价百倍；数学方法和其他定量方法以及计算机已广泛用于科研和教学之中。

20世纪在理论方式上可以看到：发展说又开始恢复活力；社会体系的研究由控制论推动起来；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著重于模式和动态方面；互动论则强调“他物”的影响。

关于20世纪的社会科学有必要考虑的一点是，它与有组织的社会、政府和工业等的关系。自从社会科学出现以来，人们一直想用知识来影响社会政策。但在试图影响现代权力和功能的重要机构的过程中，社会科学本身可能反而受到这些机构所拥有的权力和财力的影响。关于社会科学的目的，它同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家个人在20世纪社会中的作用等，有可能成为若干年的主要问题。

解释说明

尽管有许多社会学家否定社会研究要以自然科学为基础才能被视为科学的说法，但社会科学一词的用法并不包括任何对科学的概念。

关于社会研究的科学地位有一个中心的问题是社会生活中有意义、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与选择，会削弱涉及普遍科学法则的解释之基础到达什么程度。除了科学法则为基础的解释是否有效的问题外，还有对于社会行为者应当采取什么样的伦理态度才合宜的问题。

对于某些社会学家来说，社会行为的本质特征意味着社会学只有运用意义性理解与解释才能做出完美的解释，而科学法则在这方面不能起作用。大多数社会学家虽然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但他们一般都否认这些差别，表示社会学只能被看成系统的研究方法和意义性解释，并且还有各种各样较为普遍的社会学解释的形式，因此使用“社会科学”一词是有根据的。

于是社会学家中虽然也有少数特别的例外，一般都认为根据科学一词的一种或多种含意，而将社会学仍视为是科学的学科。否定“社会科学”一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一般都是根据科学的狭隘概念提出这种否定观点的，实际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概念都比这种概念更加开放和多样化。^[1]

学科特点

1.复杂性

2.依赖性

3.主观性

4.难验证性

与自然科学关系

1

.

2

.

3

.

科学化研究

马克思曾预言：“科学只有从自然科学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统一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一百多年来，人类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均已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尤为突出，不仅深入到了自然界的宏观领域、宇观领域和微观领域，还深入发展到了人类机体（包括大脑）和人类社会领域，而且这两个方面仍在不断地进行相互渗透、相互整合。社会科学（包括思维科学）越来越多地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许多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已经卓有成效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之中，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的这种不断地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称之为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化”。^[1]

所谓“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是以基本的数理逻辑为假设前提，并采用精确理论、实验手段和科学语言来最大限度地避免研究前提的主观性、模糊性。它的基本特点是：①假设必须以基本公理为前提；②推理运算必须遵循严密的逻辑程序；③结果必须经得起严格的实践或实验的检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尤其以数学方法最为重要，这种方法可为科学研究提供简洁的形式化语言、精确的定量分析手段、严谨的推理论证程序。显然，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人们完整、客观、准确地把握客观世界本质与规律的最佳方法，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完整、客观、准确地把握人类社会及思维的本质与规律，只有实现了自然科学化的社会科学才是真正成熟的社会科学，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社会科学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的总体趋势是客观化、精确化和系统化，在本质上就是“自然科学化”。^[1]

社会生产力对社会科学在精确性、客观性和系统性上的需要程度是制约社会科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当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时，社会事物较为简单，社会只需要进行宏观的、粗线条的控制，人们只需要凭借简单的主观反映来调节和控制其行为和思想，社会生产力对社会科学的精确性和客观性要求不高，推动社会科学朝精确性和客观性方向发展的动力并不太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事物的复杂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人们的主观反映所产生的误差也越来越大，由此所产生的社会危害越来越重，推动社会科学朝着精确性和客观性方向发展的动力越来越大。同时由于社会分工日趋细微，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社会控制的手段也随之越来越丰富多样、准确及时，各种法律条文日趋具体化、精确化，这就在技术上产生了对社会科学精确性和客观性越来越高的要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变，这就要求社会科学不断提高其客观性、精确性和系统性。要做到这几点，必须做到：一是推理论证遵循严密的逻辑法则；二是理论前提必须是基本公理；三是广泛采用数学手段。^[1]

许多科学家看到了社会科学实现自然科学化的必然趋势，并且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其中有许多以失败而告终。因此，有些学者甚至从根本上否定这种必然趋势，他们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界限绝对化，把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神秘化，他们认为社会科学所涉及的是“应然性”问题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自然科学所涉及的是“是然性”问题即“客观是什么”的问题，而这是两个不同本质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放在一起研究，因此社会科学根本不可能以自然科学为蓝本来发展。许多人认为，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没有灵魂和自主意识的自然物，而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具有灵魂和自主意识的人类。事实上，“应然性”问题同样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描述，因为从本质上讲, “应然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最大值”或“极大值”选择的问题，这在数学上并不是多么复杂的问题。因此，“应然性”与“是然性”的差异并不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区别，不能作为否定社会科学实现自然科学化的理论根据。社会科学走向自然科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社会不管怎么复杂，终归是自然的产物，它与自然界在更高的意义上是同一的。人类不管怎么超感性、超物质，终归是物质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人与社会的复杂性与神秘性最终都可以通过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来充分地、精确地、客观地揭示和描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最终都将无限地趋近于同一轴线而完全融为一体，从而可以完全消除当前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的主观性、模糊性和不精确性。现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具有高度抽象性和广泛综合性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这些理论已经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大大提高了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化速度。尤其是70年代出现的耗散结构论、协同学论、突变论和超循环理论等，为把自然科学推向生物界、进而推向人类社会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使我们逐渐消除了对人类自身的神秘感和社会科学的敬畏心情，使我们看到了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前途、新曙光。^[1]

传统价值论不能架起社会科学通向自然科学的桥梁。许多社会科学问题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描述和分析，一方面是因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不完善性，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事物，而不是因为自然科学本身的局限性，只要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任何复杂的社会科学问题均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描述和分析；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科学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突破口来打通与自然科学的联系通道，或者没有架起一座通向自然科学的桥梁，而不是因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只要架起了这样的理论桥梁，完全可以顺利地实现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化。传统的价值理论之所以不能充当社会科学通向自然科学的桥梁。一方面因为它与社会科学的联系是肤浅的、零散的和狭隘的，具体表现在：不同社会科学所遵循或隐含的价值理论往往不一致，有时彼此存在巨大的矛盾；每一种价值理论都只能从某一个狭隘的角度来阐述价值事物的运动规律；价值事物的运动规律没有与众多的社会规律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它与自然科学的联系也是肤浅的、零散的和狭隘的，具体表现在：基本概念没有与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联系起来，假设前提没有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本公理基础之上，理论论证没有严格遵循自然科学的逻辑法则，价值的度量方法与度量单位不一致，研究过程很少使用数学方法。^[1]

社会科学实现自然科学化，并不是指社会科学个别地或部分地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是指社会科学必须完全以自然科学的基本公理为假设前提，所有推理论证与运算必须严格遵循规定的逻辑程序，所得结论必须经得起严格的实践或实验的检验。要实现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化，必须完成两大任务：（1）实现价值理论的自然科学化。实现价值理论的自然科学化就是以自然科学的基本公理作为假设前提，把人类社会的价值运动辩证地还原为一般的物理化学运动，并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对各种价值现象进行客观和精确的分析。具体途径：从能量角度看价值，从物理学角度定义价值，并实现对于价值的统一计算。（2）建立社会科学与价值理论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在价值理论实现了自然科学化以后，就要将价值理论延伸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所有社会现象都可以找到它的价值动因，所有社会规律都可以采用一定的价值变化规律来描述。建立社会科学与价值理论广泛而深入的联系的具体途径：从价值角度看世界，由最大有序化法则推导出广义价值规律，并把它推广应用到其它社会科学领域。^[1]

显然，统一价值论圆满地完成了以上两大任务，从而架起了社会科学通向自然科学的桥梁，为整个社会科学出现新的飞跃式发展创造了条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