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融合

齐鲁文化

齐鲁文化

战国时期，以稷下黄老道家、孟子二度游学于齐为契机，齐文化与鲁文化开始融合。孟子在齐国居住时间长达十几年，他的学术思想受到了稷下道家的熏陶。荀子在齐、鲁文化合流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荀子兼顾齐学，因而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儒学思想，同时又通过学术交流，把他的儒学思想在齐国文士阶层传播开来。在诸如此类的背景下，齐文化和鲁文化走向融合，共同构筑了山东人的齐鲁文化。

方言魅力

语言崇拜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社会现象之一，许多风俗习惯的形式与民俗故事的流传是与语言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到了胶东，宴席一般要备“吉祥菜”——鱼和炖豆腐。宴席到了最后，如果端上一盘整条的鱼，便表示酒宴结束，即使再贪杯的客人也应该知趣地干完杯中酒准备吃饭。以“鱼”谐“余”，表达幸福欢快的生活没有完结，余福长久。长岛等地过年少不了“炖豆腐”，也是取其谐音：“炖”音近粮囤的“囤”，“豆腐”谐音“都富”，还有“幸福”的寓指，可见，这道菜所包含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它自身作为菜肴的价值，已经成为渔民心中美好祝愿的载体。不仅如此，在山东方言中，人们有时会觉得某种说法不文雅，或是不合乎讨吉利的心理，便避而不用，用一些文雅或是吉利的说法来替代。比如，烟台、威海等地过年蒸饽饽时，经常会由于火猛而致饽饽裂开口子，当地人叫“饽饽笑了”，不说“饽饽裂口子了”。笑是人的动作，赋予物体，将其拟人化，饱含了人民群众烘托祥和气氛的感情色彩。

胶东地区称水饺为“姑扎”，水饺煮破了、碎了一般叫“挣了”。其实，饺子“破了、碎了、挣了”都是一件大家不情愿的事实，但一句“姑扎挣了”则使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平添了不少喜庆的气氛。在当地人看来，饺子“挣”得多就是预兆将来能挣好多钱。由这一方言民俗还演绎出一个生动的小故事《挣与赔》：有个做生意的，家里雇了个上锅的（方言词，厨师），姓裴。商人有个讨口彩的脾气，凡事儿都想讨个吉利，逢年过节就更不例外了。这年腊月三十晚上，商人和孩子老婆一大家子坐在炕上喜气洋洋地喝酒吃菜，上锅的伙计就在地上煮饺子，酒喝到差不多的时候，商人又上来了讨口彩的毛病，他高声问上锅的：“伙计，姑扎怎么样了？挣了多少？”商人问这话的目的是希望上锅的回答挣得很多很多，哪怕一个没挣也要这样说。在商人的脑子里就有这样的迷信，说饺子挣得多就预示着主人来年会挣更多的钱，发更大的财。可是这位耿直但有点不开窍的上锅的偏偏就不明白主人的这层意思，况且他煮的饺子确实一个也没有破碎的，于是他高兴而且坚定地回答说：“一个也没挣！你放心吧，有我老裴（赔）在，一个儿也挣不了。”

风俗文化

自远古时代，以齐鲁为代表的山东地区就确立了堂室、栏厩、宅院为结构的家庭居住模式，孟子称作“五亩之宅”。数千年来，以家庭副业、树艺木果、饲养六畜为内容的庭院经济在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成份。

齐鲁庭院

墨子没有孔孟那么多的人道、伦理情感，他对整个社会的批判都从尊重私有财产出发，以劳动者外在的物质功利为价值取向。从“入人园圃，窃其桃李”，“攘人犬豕鸡豚”，到“入人栏厩，取人马牛”；从“小为非”到“大为非”，通过非道德数值的递加、积累，来论证自己的思想主张。可以说，墨子是第一个阐明齐鲁人庭院保护意识的思想家。

齐鲁庭院

北魏青州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除农业知识外，详细记载了树果的培植嫁接，禽畜的饲养医治，农业副产品的加工等，可以说是庭院经济的总结和指导性著作。其体例和创意来自山东人独特的经济眼光。

北齐琅邪人颜之推还把庭院富家的经验作为家训告诫子孙，“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以蓄，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能守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筑室村果，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琅邪颜氏以文学传家，却以树艺木果，饲养六畜为治家守业之本，显然是来之于山东庭院富家的传统。

司马迁讲，邹鲁“颇有桑麻之业”。“齐鲁千亩桑麻”，“与千户侯等”。

传统祭孔大典

除桑麻外，齐鲁庭院内外的经济树种还有漆树。孔子弟子有漆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宋国蒙（今山东曹县南）人庄子做过漆园小吏。《汉书·地理志》讲，兖州“厥贡漆丝”。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已有漆树、漆园，汉代兖州的漆产量、质量已很可观，并成为朝廷贡品。

现代常见的树类，大都已在古代扎根于齐鲁宅院。《诗·齐风·东方之日》有“折柳樊圃”的诗句。榆树春生榆荚，可良用救荒。《齐民要术》称“能种（榆）千顷，岁收千匹”。古人称槐树为三宫槐或守宫槐。北宋莘县人王＃亲植三株槐树于庭院，说：“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其子王旦果然在宋真宗时拜相，成为一代名臣。直到今天，山东仍多柳、榆、槐等树，各地还有以此命名的村庄。

“瓜桃李枣”是山东人对庭院百果的概称。管仲治齐，大力提倡种植瓜瓠百果。值得一提的是齐鲁的吊瓜和葫芦，几千年来一直生长在庭院，至今也没移植到田间。

中国传统的六畜是马、牛、羊、猪、狗、鸡，其广义应包括骡、驴、猫、鸭、鹅等所有的家畜和家禽。

祭孔大典

古人以车代步，马多为有车的富家所养。孔子讲：“有马者借人乘之。”冯谖说孟尝君“狗马实外厩”。直到民国，山东的富户门前都竖有拴马桩，有的用穿鼻石直接砌在墙壁上。高大豪华的宅院，再拴上几匹马，显得十分气派。至于其它家畜，更是山东人的家常生业。曾参家养猪，曾父烹猪以存教，与孟母如出一辙。

齐鲁人民同树果六畜在庭院内共处了几千年，对它们倾注了太多的辛劳和感情，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们用人的情感去挖掘树果六畜的文化意蕴，体味出人生哲理、社会人伦和道德价值观念，使树果六畜成为人的文化载体和符号，并以此显示人的主动立场和主体地位。这种思维方式及全部内容，也反映了齐鲁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墨子

桃李为弟子、槐树为三公、石榴为多子房，桃子、李子、杏子均以“子”命名。人兽之别本来有强烈的道德界定，可自古中国人就人与禽畜互名。先秦时的狗就有名字，山东、河北人呼猫为男猫、女猫。龙的传人称儿子为“犬子”，山东人名多“禽”，孔子名儿曰“鲤”，弟子名司马牛。颜之推讲，“北土多有名儿为驴、驹、豚子者”。这种以人度物的现象，反映了树果六畜已是庭院中不可分割的一员，是中国人热恋故土家园心态的折射。远离家乡的人，望见家中的老槐树，家中的鸡狗，都会倍感亲切，它们就是家园的代表和象征。

其二，庭院经济培养了山东人民勤劳致富的自觉意识和正义感，增强了对亏人自利、不劳而获行为的鄙视。

农夫“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妇女“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是齐鲁人民的优良传统。鲁相公仪休家道富足，其妻因职业癖好而纺织不停，由此可知齐鲁妇女对家庭纺织的热衷和专一，对勤劳致富的自觉意识。直到今天，山东人对房前屋后、庭院栏圈都要精心规划，从不闲置。这种劳动致富的自觉意识，使山东人对“非机杼之物”从不起非分之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普通百姓或许不熟悉孔夫子的这段话，但他们懂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墨子反对窃人牛马桃李的主张与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偷鸡摸狗的“小为非”被山东人所不齿，轰轰烈烈的“江洋大盗”的胆气则为人们所钦服。

管仲

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尊客面前不叱狗”等成语，都是各阶层人们体味出的处世哲理。山东人从远古就有着逢凶化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招凤之桐，三公之槐特别受人青睐；桑与“丧”谐音，一般不栽在门前；男女婚姻，要看属相是否相和；梨不分着吃。这些都反映了脆弱的小生产者对“凶祸”的恐惧，对吉祥、美好生活的向往，并在被动、命定意识的背后，透露出一种以自己的智慧、进取来主宰生活的主动意识。

齐道家影响

齐鲁文化在中国文化和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人所共知的。

海岱地区是中华人类发祥地之一，它有四五十万年人类活动的历史；也是中华文明发祥最早的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期就发现了中国的象形文字——陶器文字，距今接近6000年；它有迄今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作为同一文化系列的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北辛文化的上源，后李文化已上推到距今8000年前，这是迄今中国大地上发掘的新石器文化最早的年代。

有一则故事讲，中国东西南北中各省区的人交胜争谈自己地区的名人名物，每省都说自己那里有多少名山、名水、名人。最后问到山东人，山东人说：“我们山东名山、名水、名人最少。只有一山、一水、一圣人。”山东名山、名水、名人虽少，却都是名高无比的。一山即泰山，号称五岳之尊；一水即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圣人即孔子，古被尊为万世师表，今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由此三者，即足可看出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

作为齐鲁文化核心之一的齐道家产生于春秋时期的齐国，这一流派由姜太公开创，稷下道家、管子等继往开来，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场不可多见、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官学为黄老之学。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而且在周边的齐、卫、燕、赵、魏等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发展。

在此期间，学术著作相继问世。有《宋子》、《田子》、《蜗子》、《捷子》等，今巳亡怯。另《管子》、《晏子春秋》、《司马法》、《周官》等书之编撰，亦有稷下之士的参与。由于不少人是善于把学术和政治结合趁来游说当权者的能手，故在宣王时受上大夫称号之稷下士多达七十六人。稷下学官的存在，曾为当时百家争鸣开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先秦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

关于稷下学宫黄老之学的形成和发展的问题，学术界认为稷下黄老之学一开始就受到齐国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利用，它在稷下学宫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齐国的田氏政权是取代姜氏而成立的新政权，它需要对其合理性进行辩护，以巩固统治地位。那么，这种学说是怎样建立的呢？因为老子是陈国人，而田氏的祖先公子完正是在春秋中期齐桓公时由陈国避乱逃到齐国的。所以，田氏政权选择了来自南方陈国的老子学说，同时又抬出传说比尧、舜、禹、神农更早的黄帝来。一方面是要以此压倒儒、墨、农等家，更重要的是齐威王把黄帝作为田氏的始祖，确是下了一番苦心琢磨出来的。因为田氏是黄帝的后裔，而姜氏是炎帝的后裔。黄帝战胜炎帝而有天下的传说，就为"田氏代齐"的合法性找到了历史的根据。

同时又打着黄帝的旗号来建立霸业，甚至统一六国。古器物铭文《陈侯因敦》记载："其唯因，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大意是齐威王（因即因齐）要发扬他父亲桓公午的光荣传统，远要以黄帝为祖宗，近要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齐威王把黄帝作为田氏的始祖，此说是有历史根据的。齐威王在铭文中宣扬田氏的祖先是黄帝，又把黄帝与老子的学说结合起来形成黄老之学，以此作为稷下学宫的主体，为田氏建立的政权进行辩护，造成"田氏代齐"的合理观念。在这样政治背景下，黄老之学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形成了。因此，郭沫若说："黄老之术。。。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黄老之学是继儒、墨、杨、法之后兴起于齐国的学派，因其有田齐政权的支持，它在齐国的势力相当大。《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而且著作也很多，"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著焉"。稷下黄老之学按郭沫若的意见，分为三派：一派是宋钘、尹文；一派是田骈、慎到；一派是环渊。《老子》一书是环渊整理出来的，这一派较多的保留了老子的虚静无为思想；田骈、慎到一派，则提出"以道变法"，比较接近法家。而刘尉华、苗润田《稷下学史》认为《黄老帛书》可能是环渊的著作。这种意见比较谨慎，又照顾到《黄老帛书》多楚语，其作者应是楚人，而环渊正是楚人，同时又是稷下先生，属于稷下黄老之学的创始人之一。因此，说他著《黄老帛书》应当是有道理的。战国时期有名的黄老学者还有申不害、鹖冠子、文子等，而在思想史上地位更为重要的则是宋钘、尹文一派。

稷下学宫道家

我们习惯上把老庄作为道家的代名词，然就先秦道家来说，老庄而外，在当时还有一些其他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其不同的思想特征，形成道家中颇具个性的道家流派。可以说，先秦是道家大发展的时期，它人物众多，流派纷呈，蔚为大观，形成了战国百家争鸣，黄老独盛；黄老学说，可说是显学中的显学。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以黄老派最盛。黄老思想不但成为田齐的治国官学思想，并通过百家争鸣对诸子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楚国和吕不韦统治时期的秦也发挥过一定作用，以至于在战国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说的“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

文子、列子的思想是稍后黄老道家思想主张的萌芽，为早期黄老道家的经典著作。对黄老学的发展影响至深，黄老学一些代表人物都曾直接或间接受文子、列子思想沾溉。田齐推崇黄老、设稷下学宫，为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而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著作最丰、影响最大的当属稷下黄老道家，稷下学宫的主流学派非道家莫属，田骈, 季真, 环渊、彭蒙、尹文等等都是道家人物，更别说那些介于道家与法家、介于道家与儒家或介于道家与墨家之间的人物了。他们还把源于楚国的道家新流派发展到非常拉风的程度，并且造成了道家的首次出山，这个学派就是黄老学派。那么他们为什么叫黄老学派呢，因为孔子讲周公，墨子讲大禹，孟子讲尧舜，道家呢，讲黄帝，所以黄帝是道家的祖师爷，再往下则为老聃。大致而言，田骈偏于法家一些，其后的慎到则干脆就是法家。尹文偏于墨家一点，和宋钘类似，一方面主张清心寡欲，一方面主张世界和平。而邹衍、驺奭则竟成了阴阳家的创始人。在众多出土的文献之中，道家黄老之学这一系的古佚书的确最为丰盛。

其实首先将黄帝与老子联系在一起的，应当说是庄子的《知北游》。这样“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但将黄老形成学派的首先应推崇战国时齐国的稷下道家学派。稷下学宫前后经历了大约有一百三四十年，在中国学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的出现，与战国时“百家争鸣”有很大的关系。稷下学宫始建于齐桓公(公元前374一前357在位)时代，规模较小。齐宣王(公元前319一前301在位)时，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于此时达到了鼎盛：“宣王喜文学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道教将黄帝与老子同尊祖师的根源也是从庄子的文章里宣传出来的。在《庄子·大宗师》就说黄帝得道，升天成仙了；《在宥》篇中有广成子向黄帝传授“至道”。将黄帝尊为祖师的是道家的另一派神仙方士与黄老术士以及神仙方技家。这样，将原来老庄学派以恢复事物的自然本性为终极目的的学说，转变成为黄老学说以利用事物的自然本性为我所用。这给神仙信仰及道教以后的内丹术理论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在道家系统中，老子的思想发展到战国时代，形成了两个主要学派，即黄老之学和庄学。两者都继承了老子的道论，但又加以不同的发展。就黄老之学来说，它使老子的道论向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引出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准则；而庄学则把道演化成了一种人生境界。由帛书《黄帝四经》的发现，我们对老子思想发展的这两种倾向看得更为清楚，同时，如前段所说，黄老之学本身的发展线索及显学地位也更加明显。不过这时让庄子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就有一些后学拿着他的“真人”主张，发展出了一个新的流派，那个流派叫做神仙家。

稷下黄老道家代表人物是文子、列子、范蠡、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等等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齐国统治者也基本上按照黄老道家思想治国，成为了战国七雄中最富强的国家之一，史称东帝。

到了战国晚期，齐愍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稷下黄老学派的传人也逐渐散去。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诞生在楚地的《鹖冠子》，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它和《吕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战国末期黄老思想的风貌。近代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为吏之道》中，即含有黄老与文子之学的内容，即是说文子之学在北方的影响直至秦国。

秦始皇执政后，废除了吕不韦的大多数措施，重新启用法家思想，并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将其意志推行到了全国，不久又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使得包括黄老道家在内的百家思想遭到了沉重打击。但黄老思想在民间的余脉还在。汉朝取代秦朝以后，当时的丞相曹参在稷下黄老学派的策源地——齐国学到了黄老思想的治国精髓，并将其变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名为“文景之治”的盛世。有了这样雄厚的现实背景，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对黄老道家思想进行总结。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另外，当时的淮南王刘安还组织门客编撰了《淮南子》，成为了黄老道家巅峰性的著作。司马迁受其父的影响，其著作《史记》处处流露出黄老道家的思想，而且因为道家治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繁荣，司马迁还探讨了经济运行规律和企业家精神，成了以后中国古代学术绝无仅有的现象。

泰山

“泰山”古称“东岳”，为中华五岳之首。

齐鲁大地待08圣火图

“封禅”，是中国古代民族或国家最高祭典。因为它是人间“帝王”与天、地通话的仪式。《史记·封禅书》正义云：“此泰山上筑土为埴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盲禅者，神之也。”又引《五经通义》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何？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

我们中华先民心中最高的主宰神是“天”，其次是地。即所谓“皇天后土”。《尚书·大禹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皇天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主宰着人间万民万物，君权是皇天授给的。因此，“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上报天，下报地，以“报群神之功”。

但是，一般帝王还没有资格封禅，一定要受命于天，奄有四海，致天下太平者才有资格。这么隆重的封禅祭仪，在五岳之中，人们不选择最高的北岳恒山和居中心尊位的嵩山，而选择东边中等高度的泰山，除了泰山坐落的位置海拔起点低而相对高度较高，由华北平原望去突兀雄伟之外，最主要的是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正统思想后，山东的儒生们极力鼓吹泰山的神圣。长期居住在泰山一带的人们，以为泰山最高，上可通天。因此，登上泰山之顶，筑坛祭天，与皇天通话，报天之功，在泰山下小山上除地祭地，报地之功。

既然泰山上可通天，下可通地，于是就成了代表天地主生主死之神。人死魂归泰山的传统习俗，又是泰山一带为古民族聚居、文化发达的一个佐证。

管仲

儒学影响

儒学

儒学在山东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山东人的性格。比如，山东人淳朴厚道，与人为善，任劳任怨，顾大局，重实干。但是在另一方面，山东人的性格中又包含着固步自封、循规蹈矩、偏执狭隘的特点。

孔子

所谓“一圣人”是指孔子。其实，齐鲁地区古圣人何止孔子一个，上古的三皇五帝都是负有“圣”名的人物，他们与齐鲁与泰山有密切关系，已见上文，勿须多说。只说春秋战国时代称“圣”者孔子之外，就还有兵圣孙子、工圣鲁班、医圣扁鹊，以及次一等的复圣颜渊、述圣孔仅、宗圣曾参等。

“圣人”之下，是大批贤哲。孔子弟子就有72贤。齐地管、晏之后，战国时代，稷下学者，多至数百千人。是这批圣贤再造了齐鲁文化的辉煌。到两汉，齐鲁仍人才济济。魏晋之后，文化随人南迁，齐鲁地区才逐渐失去其先进地位。这些由上文已大体可以看出，无须多说，似乎也不最重要。最重要、最能说明齐鲁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突出地位的还是孔子。

学术界公认，中国传统文化不管内容多么复杂，其核心和主干是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尽管儒家文化经过孟、荀及汉儒屡次改造，特别是董仲舒的改造，被汉武帝定为独尊的儒术，已非原来的孔子儒家，儒学已经齐化，成了齐鲁两国文化的融合体。但是孔子的创建之功，是怎么也抹不掉的。虽说“中华无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说法有些过头，但说孔子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大师则是恰当的。

齐鲁大地

孔子追慕三代，效法先王，直攀唐虞，而尤崇西周，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话。因周代经过周公制礼作乐，对前二代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但是，孔子的开创性工程，决不是只对周礼文化依样胡芦，而是对殷、夏两代文化以至唐虞之世也都有所批判总结和继承的，特别对史前占领先地位、能代表中华上古今正宗传统的东夷文化，他很感兴趣，曾向郯子问夷礼。“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他还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话。东部沿海或附近岛屿，正是当时夷人还存在的地区。他对《韶》乐极尽赞美之词。《论语．八佾》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述而》又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认为《韶》乐不论是艺术形式(美)，还是思想内容(善)，都是达到了美、善之至的。而《武》则在形式上达到了完美，而在思想内容上还未达到至善。为什么？据传说：《韶》是大舜所作，《武》是周武王时的音乐。大舜是东夷人。也就是说，孔子在音乐方面，崇尚东夷胜过了西周。为什么他认为《韶》与《武》比较，艺术形式都达到了完美的程度，而思想内容《武》没有《韶》完善呢？这大概是因为《韶》体现的东夷文化“仁”的精神本质，要比《武》体现文化“仁”的精神本质，要比《武》体现的周礼文化的精神更高。孔子儒学思想体系是以仁为思想内容，以礼为规范形式的，它的核心是“仁”。“仁”是东夷人的本性，东夷文化的精神本质。《说文解字·羊部》云：“夷俗仁，……有君子、不死之国。”《汉书。地理志》说；“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惮道不行。设桴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

孔子最深刻最有价值的创造，是他引仁入礼，把东夷人文化精神中最本质的“仁”同三代文化、特别是周代文化中最基本的礼，结合起来。建立了他以仁为核心内容，以礼为规范形式的仁学思想体系。什么是“仁”?“仁者人也”，这是最基本的概括。孔子对仁的解释很多，但都是讲的做人的道理，其中最核心—条叫做“仁者爱人”。“爱人”是做人的根本原则，也是处理好人际关系的最有效最完美的方法。所以康有为说，“仁者，人道交偶之极则。”郭沫若先生说：“所谓仁道”，“也就是人的发现。”的确在奴隶社会，奴隶主不把奴隶当人看待。只有在奴隶解放的时候，才能出现这种“仁道”思想。孔子的“仁学”是适应奴隶解放这个潮流的。

但有些论者，至今把孔子的“人”或“民”说成是奴隶主贵族阶级，我们认为这太曲解孔子的原意了。其实，孔子的“人”是泛指人类，“是作为一种不同于他物的‘类’的概念出现的。”“把‘人’看作社会构成的基元，看作处理人际关系的起点”，“不仅使其学说必然蕴含了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平等意识，而且也获得了对于人类的永远的意义。孔子说：‘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礼记祭义))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中，这确是振聋发聩的一声，其意义决不只是为一个时代所占有，岣“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孔子的亲和思想中，不仅没有族界，而且没有国界，凡天下有人之处均应如此，这和后世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国家主义没有共同之处。”

孔子的又一伟大革命性的创建，是他创办私学和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有教无类”为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确立了一个平等的原则，创办私学又为使人人受教育开了先河。这对过去“学在官府”又何尝不是一次革命性的开创？因此，说他是“中国第一个使学术民众化”的人，实不为过。

孔子崇尚周礼，但对周礼决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或死板机械地套用。而是循着其基本原则和思路加以改造和发展，其中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如他引仁入礼，要求礼一定要符合仁的精神，也就是守礼不违仁，故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

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不仅成为中华民族得以凝聚的文化之根，影响到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独特模式，而且超出了它的原生区域和民族，走出了国界，远播东亚，形成了东方儒家文化圈，近世又波及西方，唤起“生活在那里的智者，也会在新人文主义的潮流中呼吁到东方去寻找孔子的智慧。”

孔子儒学之所以能被统治阶级定为正统思想，主要是因为孔子的思想满足了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需要。一是赖于孔子超人的智慧，“好古敏求”，“学而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奋斗精神；二是他以睿智机敏的扬弃全面批判继承古代文化传统，完成了一次文化观念重大转型的开拓、改造和创新，伎古老的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一次新生和飞跃的发展。故孔子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赖以凝聚的核心，为学者之宗，流传两千余年，几经阶级的、民族的、思想文化的斗争风雨和大批判的劫难而批而不倒，弃而不掉，今天和今后也还会在新的现代文化的构建当中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发挥它的应有作用。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一位为前世集成，为后世立极的人物。他的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之一，主要是因为他为统治者提供了御人之术，才为统治者捧起来的。

基本精神

齐鲁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来自其基本精神。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我们大体归纳如下几点：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这些，对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

刚健自强是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像源头活水，给齐鲁文化以无穷的生命活力。齐鲁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姜太公、管仲、晏婴、孔子、孙子、墨子、孟子等，以他们为代表的道、儒、墨、兵等家学派，都是积极入世、救也，充满刚健进取、自强不息精神的。管仲重功名，尚有为，不拘小节，力行改革，富国强兵，相齐桓公，，霸诸侯，成就了齐桓公的首霸事业。孔子重“刚”，把“刚”作为仁的德目之一，积极进取，“为之不厌”，“好古敏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孔子的这些思想，在《易传》中有所发展。《彖传》提出“刚健”观念，赞扬刚健’精神云：“刚健而文明”(《大有》)，“刚健笃实辉光”(《大畜》)。《象传》提出“自强不息”原则。云：“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乾卦》)。孙子兵家，为安定天下，统一天下，主张用正义的战争制止不义之战。墨家比儒家在进取有为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救世救民，推行其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牵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其他齐鲁诸子，虽观点不同，但在刚健进取方面，则是一致的，齐鲁文化这一基本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充分发扬，成为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对我们民族的自强、自立、发展、壮大，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

气节即志气和节操，指的是为坚持正义和真理，宁死不向邪恶屈服的品质。气节之中，民族气节为重。民族气节是爱国主义的道德基础，它以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在这一点上齐鲁诸子是有共同特点的，是他们共同铸就了齐鲁文化尚气节的爱国精神，但是最突出的还是儒家。儿子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的名言，孟子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公孙丑》)的壮语。孔、盂是说到做到的。孔子周游列国，到处碰壁，穷于宋、困于郑、呃于陈蔡之间。“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继续弹琴唱歌。在强暴面前，孔干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如公元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齐有司黎弥以献舞乐为名，欲劫持鲁君(定公)。在千钧一发之际，孔子“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以礼严辞痛斥齐国君臣，挫败了齐人的阴谋，保卫了鲁君安全，维护了鲁国的尊严。(见《史记，孔子世家》)在真理面前孔子是“学而不厌”，“敏以行之”。他创办私学授徒三干，整理文化遗产，进行思想文化的创建，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建设，作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孔子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其思想永远闪烁着爱国主义的光辉。

孟子则善养“浩然正气”，以充塞天地的气概，推行其王道主义，把治理天下作为己任，提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五下》)的主张，为追求真理，维护正义，可以舍生忘死。

管仲，自古有争议。他与召忽辅佐公子纠，公子纠死难后，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反事其仇公子小白，也就是齐桓公。因此，有人非议他。孔子的学生子路、子贡就提出管仲“非仁乎?”的问题。孔子对管仲以仁许之，说：“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管仲自己解释这件事，不死于公子纠之难，是因为他“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史记·管晏列传》)管仲的“功名”是与治天下连在一起的。他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尊王攘夷，救邢，存卫，立曹，北逐戎狄，捍卫了中原和平和文明。这与死于一人、一姓的主人相比，是大局，是民族国家的大节。孔子以仁许之，正是对他这种大节的肯定，故管仲的爱国主义是深层的，一般具有忠君忠主思想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其他齐鲁诸子及其思想也都表现出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爱国行动和爱国精神。曹刿自荐，领兵败齐，保卫鲁国，孙膑用兵败魏于桂陵、马陵，保卫了齐国，信陵君窃符救赵，既救赵，又强魏，这些是一种类型的爱国行动。鲁仲连义不帝秦，用三寸不烂之舌解楚南阳之围，退赵伐高唐之兵，却侵占聊城的燕国10万之众，淳于髡“数使诸侯，未尝屈辱”；子贡出使，不辱君命，并有“一出而存鲁，灭吴，弱齐，强晋而霸越”的奇迹；晏子长于辞令，善于人交，使楚舌战群敌，增齐国威，墨子日夜奔走，消弭战争等外交活动，又是一种爱国型类。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并进行文化思想创造，又是一种类型的爱国表现。孔、孟、墨稷下先生等都办教育，育人才，传播科学文化，也是一种类型的爱国之举，总之，爱国是多种形式的，关键是在生死关头能不能全节，“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在这方面齐鲁诸子为我们留下了光辉的思想、模范的行动，齐鲁文化的这一基本精神，对我们国家的统一巩固、民族的团结凝聚，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也成为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之一。

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

上节我们在讲齐鲁文化的特点时把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作为将齐鲁诸家诸派思想联结为一体纽带进行了分析，也就是说，尽管各家各派思想特点和体系有别，但积极人世、救世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形成了齐鲁文化的经世致用的基本精神。(略)

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

中华民族崇尚集体主义，讲合群，讲和谐，讲统一，强调大公无私。

群体主义精神，是齐鲁诸子、各家学派的又一共同主导精神。首先，管仲道家学派对合群、团结、同心同德是十分重视的。他们认为合群、团结、万众一心是力量的源泉，克敌制胜的根本。尽管管仲及管仲道家学派倾向于霸道，其学术思想基本是从霸业出发的，但是对“人和”“同心”等是强调的。

墨家以天下为己任，强调：“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利他”、“利人”、“无我”为极限，可说是大公无私的典型。但是在理论的全面系统上则比儒家大差一筹，首先，孔子把“和”、“同”分开，强调：“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为其大公合群的思想建立了理论基础。其次，孔子在总结前人关于群体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并绘制了他那理想社会的蓝图，即《礼记·礼运》所载：“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那段话。这种理想社会，自然是空想的，但它却把“大公无私”的群体主义精神发挥到了一个高度，使人们向往，并把它作为一种高尚的追求，为之奋斗不已，吸引着、凝聚着我们民族的群体，在他设计的现实的“小康”之目标下不停地前进。

继孔子之后，另一位集大成儒学大师荀子把群体主义提到了人类理性的高度。《荀子·王制》云：“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人生不能无群”，“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

对我们民族的群体精神或集体主义观念，在文化讨论中时常受到否定性的批判，认为它束缚子个体人性的发展。但是，我们认为，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和集体主义观念的形成决非无因，是我们民族在数千年文明历史发展中总结出的思想，早已成为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之一，它对我们民族的心理心态、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思维方式都有深刻影响，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所起积极作用是巨大的。首先，我们民族的凝聚、人民的团结、国家的统一，虽历尽外来民族和外来文化的冲击而颠扑不破，群体精神起了不可忽视的作。其次，大公无私的集体观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克己奉公，舍生忘死，成仁取义，英勇献身。再次，中国古代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虽不科学，但与未来共产主义理想在精神上是有内在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能在中国这块古老文化哺育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是与二者之间内在的精神联系分不开的。深入发掘中国民族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对我国现代化事业也是有意义的。

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

齐鲁古代文化之所以兴旺发达、人才济济、圣贤辈出，优越于其他地区，除了上文我们讲的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民族聚居融合的动力以及上述基本精神之外，还有一点，很值得深入研究，那就是常被人们忽视的齐鲁文化中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这一精神不仅表现在先秦齐鲁诸子百家，而且表现在史前东夷人的发明创造，

史前东夷人的发明创造很多，小至弓、矢、舟、车的发明，中至鱼、猎、农、牧、酿造、冶炼技术的创造，大至天文、地理、律历、礼乐制度的发现和创建，据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大多无出东夷者。征诸考古资料、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是大体可信的(具体见下编)。因为东夷民族是勤劳、勇敢、聪明睿智、善于发明创造的民族，而又以仁厚、逊让、谨慎著名。勤劳则聪明技巧，谦逊则进取向上；仁厚则宽容，善于和易于吸纳外来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故史前东夷人发明创造居多。

春秋战国时代，齐鲁地区似乎再现了史前东夷文化繁荣的时代，管仲是伟大的政治家，管仲改革，就是一次宏伟的创建工程，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军事等，都有重大的创建，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过去人们受“述而不作”夫子自道的束缚，认为他只是文化的继承和传授者，其实，他的思想文化的创造革新是全面的，无与伦比的。拿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来说，一般认为是周公的创造，孔子只是“从周”、“继周”者，是的，周公是礼乐文化的首创者，但是周礼文化到春秋时期早巳崩坏，虽然孔子自己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但周公的礼乐是个什么样子，恐怕孔子自己也说不清，只是为自己的创新找个权威性的依托而已。孔子的礼乐文化思想完全是他的创造。后世流传的礼乐文化传统实际是孔子的一套。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是恰当的。

齐国兵学独树一帜，其他各国无与伦比。孙子集其大成，著成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影响的兵典——《孙子兵法》。

在科学技术方面，春秋战国时代的主要成就也多出齐鲁。鲁班不仅是能工巧匠，被尊为土木工匠的祖师，他也是一位发明家。传说锯、伞等是他发明的。

在天文学方面，齐人甘德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天文著作与魏人石申的著作合为一本，叫《甘石星经》。二人各有所长，但总的看甘氏早于也高于石氏。

在地理学方面，邹衍的大九州说，虽是由近及远、“由小推大”地推测加想象推出来的，但征诸后来的地理发现，不能说他不是一项科学的推测。同时，他深观阴阳的变化，作“五德终始”论，也是有天文学深厚基础的。

在医学方面，神医匾鹊——秦越人出于齐地郑阳，在当时也是无人可与他比肩的。

产业发展

2008年山东省和12个市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专项资金总额已达2亿多元。济南、青岛、莱芜、临沂、滨州、烟台、潍坊等7个综合试点市相继出台了改革方案，改革进展顺利。全省已有20家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

山东省文化产业品牌遍地开花，形成了以孔子文化节、潍坊风筝节、青岛啤酒节为代表的文化节庆品牌，以电视剧《大染坊》《闯关东》为代表的鲁剧品牌，以《大羽华裳》《蒙山沂水》为代表的旅游演艺品牌，以《圆明园》《晶莹小子》为代表的动漫品牌，以杨家埠木版年画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品牌等一批文化产业品牌。达尼画家村荣登首届中国文化产业品牌榜，成为“中国文化制品七大品牌”之一。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大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是快速发展山东文化产业根本所在。山东应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契机，大力发展民营文化经济，逐步寻找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从2008年起，山东省财政将每年统筹安排5000万元，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采取贴息、奖励、资助等形式，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为构建济南市文化产业链，济南市将重点培育108个文化产业项目，并面向全社会招商融资，投融资总额达人民币172亿元，共涉及出版发行、广播影视、文化艺术、网络文化、文化休闲娱乐、节会展览、文化产品生产及销售、体育产业等领域，显示出了省城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前景和巨大潜力。

据介绍，济南市重点打造的齐鲁动漫游戏产业基地，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以及未来规划设计，要对金銮大厦、金帝利大酒店、普利大厦、东航三角地片区、济南市艺术大厦、济南箱包市场等几处地产进行整合，从而打造济南市规模最大的动漫影视艺术文化创意中心，力争成为济南及山东省动漫产业核心区和示范区。重点开发的齐鲁文化产业园中心，位于长清大学科技园，距济南主城区16公里，规划占地面积800亩，基础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景色宜人，周围现有高校9所，主要建设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会展中心等约20万平方米，将成为济南、山东的公共文化中心，同时具有公务和交易功能，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艺术中心。

济南市还要打造济南华山水景园，依托历史名山华山，开挖大湖面，形成山水相依的自然景观，按照“七岛伴三山，玉带连两湖”的总体结构，建造“一山两湖十八园”，再现“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历史风貌。

济南市还要求，要把泉水作为城市最宝贵的战略性资源加以保护。以正常降水条件下保持泉水常年喷涌为目标，妥善处理泉水保护与旅游发展、城市供水的关系，搞好水资源的保护和综合开发利用，提升“泉水之都”的城市形象。坚持泉源、泉脉、泉眼、泉系并重的保护原则，制定泉水保护总体规划和重点泉群保护详细规划。加强泉景观建设，增加泉文化内涵，做好泉水申报国家和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工作，重现“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泉城特色风貌。

省城将严格执行《济南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泉城特色风貌带规划》，以古城区、商埠区、历史文化街区及传统文化保护为重点，建立“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三个层次的保护体系。加强以明府城、大明湖、环城公园为核心的泉城特色标志区建设，保护古城区传统格局、轴线、路网、水系和建筑风格，保护商埠区路网街区和近现代优秀建筑，加强对芙蓉街、曲水亭街等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维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风貌。

地位

在中国上古时期，由于山川阻隔，交通极为不便。西周以来，以各个重要的诸侯封国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在众多的区域文化中，鲁国的文化居于一种领先的、中心的地位。

第一，鲁国受封之地早已经是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山东被称为“齐鲁之邦”，先秦时期，鲁国和齐国分处于泰山南、北，在泰山以南（今鲁南）地区，已发现了众多的原始文化遗迹。“沂源人”与“北京人”时代相当，他们可能是这里古人类的祖先。以之为中心，仅其附近便发现了猿人化石和近百个旧石器和新石器地点，说明这里是几十万年以来古人类活动的重要中心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这里更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一脉相连，在鲁南地区形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

第二，鲁文化的特殊地位与鲁国在当时诸侯国中的特殊地位是统一的。

鲁国虽是周王朝分封的一个邦国，但它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邦国。鲁自周初始封，历西周、春秋、战国，到公元前249年为楚国所灭，历时七、八百年，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第三，从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中也能看出鲁文化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在区域文化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将鲁文化与齐文化相互比较，这是很有道理的。齐、鲁两国地域相邻，在文化方面具有很多的可比之处。就先秦时期两国的文化而言，它们有同有异。从实质上说，崇周礼、重教化、尚德义、重节操等等都是两地人民共有的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