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马里奥·卡佩奇

马里奥·卡佩奇于1937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罗纳，并于1961年获得美国俄亥俄州安提阿大学（Antioch College）化学及物理学学士学位。1967年，马里奥·卡佩奇在詹姆斯·沃森（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之一）的指导下，于哈佛大学取得生物物理学（Biophysics）博士学位。1967年至1969年，卡佩奇在哈佛大学学者学会（Society of Fellows）担任初级研究员（Junior Fellow）， 1969年，卡佩奇成为哈佛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助理教授，并于1971年晋升为副教授。1973年，卡佩奇进入犹他大学任教。自1988年起，卡佩奇还担任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Investigator of the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另外他还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卡佩奇在哈佛时就是一位成果丰富的研究者，他发现了导致蛋白合成的分子机制。当他于1973年在犹他大学建立实验室时，便试图将分子基因学引入到对动物细胞的研究，以便获悉如何掌控这些细胞里的基因。卡佩奇于1977年开始一系列实验室研究，这些研究展现了对动物细胞进行基因打靶的技术，并在1989年成功对一只老鼠进行基因打靶。

卡佩奇1991年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2002年成为欧洲科学院院士。他还获得了众多荣誉和奖项。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7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马里奥·卡佩奇和奥利弗·史密西斯、英国科学家马丁·埃文斯，以表彰他们在干细胞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

生平事迹

幼年时在意大利街头的流浪经历是卡佩奇人生中的第一课。

1937年10月6日，卡佩奇出生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罗纳。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开始，意大利充斥着法西斯、纳粹和共产主义的狂热浪潮，那是一个极端、混乱的时代。

卡佩奇的母亲露西·拉姆贝格（Lucy Ramberg）是一个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的诗人，她没有和身为空军飞行员的卡佩奇父亲卢西亚诺·卡佩奇（Luciano Capecchi）结婚，一个人带孩子。

1941年春，在卡佩奇三岁半时，德国士兵把拉姆贝格从家中带走，关在了德国的集中营。“我母亲其实已经料到了自己会被德国当局逮捕”，卡佩奇回忆道，“在德国士兵来前，她卖光了所有的财产，把钱交给了一户农场家庭，并托付他们照顾我。”

卡佩奇开始生活在那个位于意大利北部城市提洛尔的农场里。但仅仅一年后，农场主告诉他，他妈妈留下来的钱已经花光，他们无法再负担他的生活费，于是四岁半的卡佩奇被扔到了街头。

卡佩奇的母亲露西，19岁。

一个四岁的孩子怎能凭借自身之力生存下来？卡佩奇说，“那个时候有许多被轰炸过遭遗弃的房子，所以找到一个避难所并不难，重要的是如何找到食物。”

寻找食物、活下去是卡佩奇人生中的第一个科学实验。“首先你要搞清楚是谁在看管着食物，然后你需要对他们的行为模式做一个评估，最后下手去偷食物。这个过程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当卡佩奇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他说，“那段日子的确教会了我许多关于生活的事情。”

1945年春，美军解放慕尼黑，卡佩奇的母亲拉姆贝格获得释放，并开始寻找儿子。1946年10月，卡佩奇九岁生日之时，拉姆贝格终于找到了他，卡佩奇坚信这一切都是老天安排的。“说实话，当时我没有认出我母亲来，她苍老了许多。”彼时的卡佩奇因身患伤寒、营养不良而虚弱不堪，他光着身子躺在医院的没有床单、没有被子的医院病床上。而在这个医院里，卡佩奇已待了将近一年。

到医院的那天，母亲给他带来了许多新衣服，包括一套提洛尔套装和带有羽毛装饰的帽子，直到现在卡佩奇都保存着那时的帽子。母亲带他去首都罗马办理签证手续时，他洗了六年来的第一次澡。之后他们从意大利港口城市那不勒斯坐船去投靠拉姆贝格在美国的弟弟爱德华·拉姆贝格（Edward Ramberg）。在去往美国的路上，卡佩奇向往着新的生活，以为将看到美国的道路是黄金铺成的。尽管后来证明美国并不是满大街都是黄金，但他发现了比黄金更重要的东西：机会。

卡佩奇的舅舅爱德华是一个量子物理学家，也是个贵格会（Quakers，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教徒。他们居住在宾州的一个由贵格教徒建立的社区，生活环境和谐美好。在那里，不同种族、信仰的人生活在一起，不同肤色的孩子在一起玩耍，画画、跳舞、运动、探索树林等，大人们每周都参加社区聚会。

“生活在这样一个合作性的、人们相互扶持的社区和我独自在意大利街头的日子形成了巨大的对比，但治愈内心的创伤和抹去痛苦的回忆需要时间。在美国生活多年之后，我仍会在夜里用力辗转、踢蹬，在黎明来临时床单已被撕裂，床架也被损坏。”因此，卡佩奇的舅舅、舅妈带着他拜访了一个又一个心理学医生和精神病医生。但专业医生并没有多大用处，反而是社区生活让卡佩奇渐渐恢复。

来到美国之前，卡佩奇几乎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或者是任何有关在社会环境中生存的训练。但是卡佩奇的舅舅和舅妈并没有放弃他，而是决定要把卡佩奇培养为一个有用的人。他的舅妈几乎从零开始教他如何阅读。到美国的第二天，舅舅就把卡佩奇送到了小学三年级的班上。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学习英语，幸运的是三年级的老师非常有耐心，也给了他很多鼓励。那位老师让卡佩奇去参加画壁画，这并不需要太多语言交流，但对卡佩奇习惯在美国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那个老师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梦想，并让我有能力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卡佩奇说，“这也是美国所给我的。”

此后，卡佩奇进入了一所重视运动和学术的贵格会的高中，在那里他花了许多时间在运动上，如足球、棒球等，但他最喜欢摔跤，“我喜欢场上只有一个对手的感觉，也很享受摔跤给我的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挑战。”

中学毕业后，他希望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公平、更美好。实现这个愿望，他认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大多和政治相关，于是他进入安提阿学院（Antioch College）学习政治学，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学习上。但是政治学“似乎不那么科学”，于是他转向学习物理和化学。数学和经典物理的简洁和优雅吸引了他，于是他修了学校里几乎所有的数学、物理和化学课程，包括布尔代数、拓扑学、电动力学和物理化学等。

尽管他很满足于学习数学和物理，但他发现他所学的是早已被研究透的内容，时下最热门的是量子物理和一些实验物理学，尤其是粒子物理学，需要大规模的加速器和许多物理学家的合作。“而我想从事的是可以独立研究、独立做实验的科学”，幸运的是安提阿学院提供去其他大学实习的机会，于是卡佩奇到了麻省理工学院（MIT）分子生物学教授里奇（Alex Rich）的实验室，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了分子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是19世纪50年代末新兴的领域，一切都是全新的，物理、化学、遗传学、生物学的科学家们一起投入到这个新领域，他们认为最复杂的生物现象都可以从分子的角度来理解，复杂生物现象也可以从简单的生物体如病毒、细菌中找到对应。因此，从一个生物体中学到的东西很大可能可以被应用在很多别的生物体中，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会成为分解复杂生物现象的主要手段。

在MIT的经历让卡佩奇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之后他到了分子生物学的研究重镇哈佛大学，导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沃森（James D. Watson）。沃森对卡佩奇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教学生如何去做分子生物学实验（事实上卡佩奇已经对实验十分精通），而且教会了卡佩奇一个更重要的“技能”，即如何在本领域内找到一个关键的、并且在现有的技术下切实可行的研究问题。

卡佩奇的导师沃森（James D. Watson）

卡佩奇在这样的研究环境下尽情享受着研究带给他的乐趣，每周工作90小时是常事。毕业时，导师评价他在博士生涯的工作已经超过了大多数科学家一辈子的成就。“确实，那是一段非常高产的时期，但对我来说那并不是工作，而纯粹是乐趣。”卡佩奇说。

毕业后的卡佩奇留在了哈佛医学院，很快晋升为副教授，但出人意料的是两年后他选择离开哈佛医学院，去犹他大学任教，开启新的学术生涯。因为在他看来，哈佛推崇快速出成果，它的环境不适合做一些长期性的研究项目，而且哈佛教授之间彼此独立，缺乏一种协同合作精神，此外，学院不倾向于引进年轻科学家。而当时犹他大学刚刚建立了医学院，在那里他有更多自由从事长期性研究。就这样，卡佩奇开始了他在犹他大学的基因工程研究。

自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起，生物学家们便开始寻找基因和其对应功能的研究。1973年，斯坦利·科恩（Stanley Norman Cohen, 1980拉斯克基础医学奖得主）发表了将特定基因嵌入质粒（环形DNA，基因工程中常被用作基因的载体）后转染到大肠杆菌扩增的论文，这也拉开了基因工程的序幕。

细菌和人类的基因毕竟相差太多，于是科学家们开始研究将基因转染至哺乳动物细胞。此前，已有科学家成功将病毒的酶转染至哺乳动物细胞，并进一步发挥其技能，这被称之为细胞的吞噬作用，但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一。成功率低的一大原因是进入细胞后的DNA片段很难到达细胞核内，于是，卡佩奇想用注射针将DNA直接注入细胞核。

卡佩奇将变异后的DNA的一部分序列复制后注入了小鼠的体细胞，结果发现几乎所有加入的DNA片段都随机进入了小鼠原有DNA内。假如能让特定基因进入小鼠DNA的特定位置，将来就能进一步研究人体内基因的功能和作用了。1980年，卡佩奇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IH）申请基金来研究这一项目，然而这项申请遭到了拒绝。

几乎同一时间，剑桥大学的马丁·埃文斯（Martin Evans，后与卡佩奇一同分享诺贝尔奖的另外两位得主之一）也向英国医学研究会议（MRC）提交了基金申请书，也遭到了拒绝。人类DNA的碱基大约有30亿对，要从中找到特定位置，将DNA片段插入，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直到1988年，“正负双向选择法”诞生后，这一难题才被解决。

卡佩奇所希望的是将特定基因植入小鼠体内，并能够通过小鼠的繁衍使该基因得到延续，而此刻，他仅仅把特定基因植入到培养的细胞内。同一时间，威斯康星大学的奥利弗·史密斯（Oliver Smithies，后与卡佩奇、埃文斯分享诺贝尔奖）也成功地将目的基因导入了人体细胞。他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将特定基因插入到生物体的所有细胞？这一问题的解决最终依靠的是埃文斯。埃文斯发现，刚生长不久的胚胎细胞（即“胚胎干细胞”）能够分化为生物体内几乎所有类型的细胞。卡佩奇获知埃文斯的这项成果后敏锐地想到，如果用胚胎干细胞进行基因操作然后再分化，就能培养出基因改造过的动物。

1985年圣诞节假期，卡佩奇和妻子劳里来到英国拜访了埃文斯，他们得到了热情接待。埃文斯将胚胎干细胞的处理方法教给了卡佩奇，之后，他还把胚胎干细胞送给了来信希望得到胚胎干细胞的史密斯。

987年，卡佩奇和史密斯成功的把目的基因插入到了胚胎干细胞DNA的特定位置，他们选择的是只存在于X染色体的HPRT基因，也就说只有雄鼠才能表现特定性状。选择这个基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如果成功敲除HPRT，细胞就可以产生对6-TG的抗性，这样便于筛选。接下来，他们把胚胎干细胞送入了小鼠的胚胎，再把胚胎植入到代孕母鼠的子宫内，这样生出来的小鼠由于同时拥有两种体细胞（带有自身原有基因的细胞和带有目的基因的细胞），所以被称为“嵌合体小鼠”（具有混合型性状）。再将嵌合体雄鼠和普通母鼠交配，诞生的小鼠中的一部分就是只具有目的基因的“基因变异小鼠”了。这种技术实现了对特定基因精确地靶向敲除，因此被称为基因打靶技术。

但是，如果对胚胎干细胞的其它基因也进行类似的基因敲除却有不少技术障碍。一个问题是其它基因并不能像HPRT那样敲除后有好的筛选体系，另一个问题是将外源DNA导入细胞后重组率很低，这些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基因打靶技术的应用。卡佩奇和同事经过大量实验，证实了打靶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源片段的长度和同源性。于此同时，他们还发明了“正负向筛选”方法来富集敲除成功的胚胎干细胞。这些实验为基因打靶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大量的基因敲除动物诞生了。到卡佩奇获奖时，全球的科学家们已经在小鼠中成功改造了超过整个基因组半数的基因。这些动物模型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对生命的理解。2007年，卡佩奇、史密斯和埃文斯三人，因这项使用胚胎干细胞将特定基因导入到动物体内方法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卡佩奇从一位流浪儿成为科学巨匠的传奇也载入科学的史册。

卡佩奇在犹他的家附近的风光。

北京时间10月8日下午5点30分，2007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揭晓：美国犹他大学马里奥·卡佩奇、美国北卡罗纳洲大学教会山分校奥立佛·史密斯、英国卡迪夫大学马丁·埃文斯，凭借基因打靶（gene targeting）技术共同分享了这一奖项，并接受全世界的祝贺。

在三位获奖者中，美国犹他大学马里奥·卡佩奇教授格外引人注目。谁能想到，这位科学巨匠的成功背后还浸透着一段伟大母爱血的印记，泪的凝结……

劫难之河的母与子

1945年4月29日中午12点，美第45步兵师的先遣部队冲进了位于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年轻的美军士兵们心里只有一个感觉：这里的人要么死了，要么就濒临垂死边缘。作为纳粹德国最臭名昭著的集中营之一，几年时间这里至少有20万人倒在了屠刀下。弥漫的硝烟中，两名美军士兵从囚犯尸体堆中拖出一个气若游丝的中年女子，并迅速送往医院抢救。一个月后，这个侥幸躲过屠刀的女人刚刚恢复了一些体力，就固执地要求出院：“我的孩子，我要去找我的孩子！”

时间回到1937年10月6日，整个欧洲都在纳粹德国的铁蹄下哭泣，一个婴儿就是在这样一种阴霾的环境中诞生于意大利的维罗纳市，他就是马里奥·卡佩奇，未来的基因学之父。卡佩奇的母亲露丝是小有名气的诗人，可还没等她从初为人母的喜悦中回过神来，她的丈夫——一名英俊的意大利空军飞行员，就在一次战斗中丧生了。

爱人的死让露丝一夜之间老了许多，充满艺术气质的她恨透了这场战争，为此她投身反战联盟，创作了不少讽刺纳粹的文学作品。然而，噩运很快再次降临到这个风雨飘摇的家里。

1941年的一天清晨，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察闯进了卡佩奇的家，砸烂了房间里所有能看到的东西，正在做早饭的露丝被野蛮地戴上手铐带走。临别的那一刻，想到儿子，露丝犹如万箭穿心，卡佩奇至今还记得那天母亲瘦弱的背影和从她身后传来的大声嘱咐：“别哭，男孩子要坚强。一定要等妈妈回来！”这年，卡佩奇年仅4岁。

此后这对母子天各一方。露丝被安上政治嫌疑犯的罪名，关押到了位于德国的达豪集中营，而卡佩奇则开始流落街头，沦为了小乞丐。

记忆中关于那段日子的就只有饥饿和寒冷。幼小的卡佩奇衣不遮体，整天整天地站在街角，看着对面面包铺里散发着诱人魅力的食物直咽口水，有时候实在得不到好心人的帮助，卡佩奇就只能拼命喝水，喝胀了肚子里无尽的空虚感才能好受些。在寒风凛冽的夜晚，卡佩奇哆嗦着蜷缩在天桥底下，不安地拉紧衣角，人冻得几乎僵直过去，他望着漆黑的天空，心里默默呼喊着：“我不哭，妈妈一定会回来找我的！”

当刚从集中营里被解救出来的露丝找到卡佩奇时，她几乎不敢相信老天对她会这样眷顾。上帝，4年，这个孩子居然还活着！4年，幼小的孩子是如何趟过困难的暗流！此时卡佩奇因为发烧和严重的营养不良，已经在维罗纳的医院中躺了整整一个月，插着针管的双手瘦得不成形，9岁的孩子体重却只有20多斤。血脉相连让历经劫难的母子俩瞬间认出了对方，一见母亲，卡佩奇苍白的嘴唇动了动，欲言又止，露丝强忍住泪水，紧紧拉着儿子的手说：“妈妈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了！”话没说完，泪水已是挂满了脸。卡佩奇用力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早，卡佩奇一觉醒来，却发现母亲不在身边。他疯狂地冲出了旅馆，四处的街角都是空荡荡的，一种可怕的寂寞将他深深笼罩，难道母亲又把他丢下了？他声嘶力竭地哭了起来。当晚，露丝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旅馆，卡佩奇一下子上前死命地抱住母亲，再也不敢放手。原来，为了儿子将来的前途，露丝赶到了大使馆申请签证，她准备带着儿子去投靠在那里从事物理研究的哥哥。几天后，母子俩搭上了开往美国的油轮。

来到美国的第一年，一切对卡佩奇来说都是陌生的。幼年的坎坷经经历让他自我保护意识过于强烈，整整两年，他不善言辞，不善于交际，甚至都不说一句英语。露丝用所有的时间陪着儿子，带他去散步、郊游、教他文学和诗歌，母亲的爱犹如徐徐暖流，逐渐焐热了卡佩奇害怕受伤的心。他终于重新走进学校，按照舅舅的话来说：“卡佩奇突然就对数学和经典物理学展现了极大的热情。”

活着就不能放弃

多年的苦难生活培养了卡佩奇极为坚韧的意志，也使得他格外珍惜和平的生活和学习机会。在舅舅的培养下，他开始钻研医学。1967年，在哈佛大学取得生物学博士学位后（其博士论文是在DAN双螺旋结构发现者、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詹姆斯-华生的指导下完成的），卡佩奇开始在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工作。1977年，他同时开始担任犹他大学人类遗传学和生物学教授。

同时，卡佩奇也组织了幸福的家庭，妻子劳丽供职于政府福利部门，1983年，一个可爱的女儿也加入到他们的生活中。

就在卡佩奇在学术上的道路上高歌猛进时，露丝却日渐衰老并患上了轻度老年痴呆。当年那个身体羸弱却又不畏强暴的母亲，如今却任凭岁月和疾病折磨着自己，一头白发在夜风中无力飘荡，想到这些，卡佩奇就心如刀割。为了尽量帮母亲减缓痛苦，卡佩奇利用所学到的医学知识，帮露丝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温、脑电波、及其身体其他各种数据库，并有针对性地向母亲的主治医生建议一些治疗方案。

然而任凭卡佩奇如何努力，1986年，死神还是无情地将母亲带走了——她死于突发脑溢血和多年累积的大脑皮层损伤。在露丝的葬礼上，卡佩奇并没有哭，他下决心：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努力让尽量多的患者摆脱疾病的折磨！

让卡佩奇欣慰不已的是，年仅5岁的女儿米萨无论长相还是性格都和祖母一模一样，这似乎是一种奇妙的生命传承，母亲以另外一种形式还始终陪伴着他，这让他浑身充满了力量。

卡佩奇的雄心壮志来自于他此时的研究：基因剔除。对于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弄清楚一个特定基因的功能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因为基因几乎影响了所有生物学现象。比如说老年痴呆这种病就和某几种基因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旦掌握到这其中的奥秘，人类就可能彻底克服这种疾病。如果这样的推理具有可行性，那么卡佩奇就掌握了“万病之源”的钥匙。

可是这实施起来又谈何容易。进入80年代，分子生物学基础问题已经基本确立，中心法则和基因测序都基本完成。可是，又该用何种方法来确定一个基因的基本功能呢？卡佩奇准备用外源的DNA代替内源的基因，在体外构建体内的基因缺陷模式，然后通过观察表现异常来确定正常基因的功能。可是，他的想法却遭到了许多科学家的怀疑，认为这种研究在概率考虑上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为此，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甚至还撤消了对卡佩奇主持项目的资金支持。

然而性格坚韧的卡佩奇对于反对声却不屑一顾，他说服了大学同窗创办的生物公司对他进行资金住入，继续着自己的研究。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研究资金捉襟见肘，同行投来的都是怀疑的目光，卡佩奇的团队内部也出现了大量的烦躁和焦虑情绪，甚至有不少人选择了退出。基因剔除项目完全靠着卡佩奇不容置疑的强硬个性在勉强支撑，每当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母亲似乎在对他说，活着，就不能放弃！卡佩奇咬着牙挺了过来。

曙光终于出现了。这一时期，国际上也有其他科学家开始了类似研究。1986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伊文思取得了一定量的早期胚胎干细胞，并在体外培养成功。这给予了卡佩奇极大的灵感：如果用老鼠的胚胎干细胞进行同源重组，然后用重组干细胞移植到胚胎中，岂不是就能得到活体基因缺陷小鼠，并能在其身上游刃有余地进行各种基因功能测试？

爱好足球运动的卡佩奇甚至想到射门，基因不就像一个个足球，在等待着他射入正确的球门吗？这一刻，基因打靶的理论构想第一次浮现在卡佩奇脑海中。1987年，他的成功试验，使基因打靶技术初见雏形！

成功的那一刻，卡佩奇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内，他躲开实验室内所有欢乐的人群，捧着母亲的相片哭得像个孩子：“妈妈，我没有辜负你的希望，可我是多么希望你能亲眼看到啊。”

诺贝尔奖后的殷殷母爱

1989年，卡佩奇关于小鼠基因打靶技术的论文一经公布，立刻引起了全球科学界的轰动！人们比喻这次发现为除阿波罗登月之外的“第二大步”，此后，人类将拥有克服任何突发疾病的理论和研究基础。这项成果彻底奠定了卡佩奇学术界巨匠的地位，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欧洲科学院院士的荣誉接踵而来。

卡佩奇教授的研究成果犹如吹响了向疾病进攻的号角：全球数千名科学家先后复制卡佩奇的试验方法，开始在各自的领域内对老鼠体内的上万种基因进行研究，并对比人类疾病的各种基因缺陷进行攻克。

1990年5月的一天午后，卡佩奇案头的电话响起，对方自我介绍说，他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安德森教授，手头有一个棘手的病例，希望能采用卡佩奇基因打靶的技术来治疗：“这个孩子才4岁，她自出生以来就必须待在一个无菌罩里面，不然就会发生感染致死。我们判断这是一种严重免疫复合缺陷症，我恳求您的帮助，也许基因治疗是这个孩子唯一的希望。”卡佩奇慨然应诺，并开始指导安德森教授如何进行这个缺陷基因的“跟踪和确定”。当年7月，美国药物和食品管理局批准了这一基因治疗方案，同时这也是全球第一例真正意义上的基因治疗。

经过几个月上百次电穿透打靶试验，卡佩奇和安德森最终确定：女孩身上的致病根源是一种名叫ADA的基因发生缺陷，然后导致了人体免疫系统缺失无法发生作用。在卡佩奇教授的建议下，安德森利用腺苷酸脱氨酶注入女孩细胞的方法来弥补这个致命的免疫缺陷。两个月的治疗后，奇迹出现了，女孩体内的免疫系统指标、白血球数量、淋巴细胞指数都达到了接近正常人的水准。

这是医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卡佩奇为此感慨万分，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造福于具体的人群，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洋溢着全身，他心里默念着：如果这个发现能早20年，也许母亲就不会那么早离开我了。

全球首例基因治疗取得初步成功！这个消息如同长出了翅膀，不久就传遍了世界科学界。在卡佩奇等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基因打靶技术逐渐成为了研究人体内特定基因功能的一项基本技术。在癌症、免疫学、神经生物学、人类遗传学及其内分泌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比如恶性肿瘤、糖尿病、慢性肝炎，甚至艾滋病。基因打靶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掌握“万病之源”的钥匙。

2007年10月8日下午，万众瞩目的2007年度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隆重揭晓：卡佩奇等三位科学界的精英分享了这一荣誉。这个62年前的小流浪儿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唏嘘不已，前情往事潮水般涌上心头，他似乎重新回到了半个世纪前的维罗纳街头，又似乎正在享受着母亲怀抱的温暖，一时竟有些凝滞：“妈妈的鼓励，是我一生的动力！”说到这儿，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坐在一旁的女儿，她实在和她的祖母太像了。米萨忍不住轻吻父亲的脸颊，表达着她的祝贺，恍惚间，卡佩奇觉得那个瘦弱而又坚强的母亲又回来了，告诉她，她永远不会离开他……

所获荣誉

1992 - Bristol-Myers Squibb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in Neuroscience Research

1993 - Gairdner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Award for Achievements in Medical Sciences

2001 - Albert Lasker Award for Basic Medical Research

1993 - Gairdner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Award

1994 - General Motors Corporation Alfred P. Sloan Jr. Prize

1996 - Kyoto Prize in Basic Sciences

1996 - German Molecular Bioanalytics Prize

1997 - Franklin Medal for Advancing Our Knowledge of the Physical Sciences

1998 - Feodor Lynen Lectureship

1998 - Rosenblatt Prize for Excellence

1998 - Baxter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Research in the Biomedical Sciences

1999 - Helen Lowe Bamberger Colby and John E. Bamberger Presidential Endowed Chair in the University of Utah Health Sciences Center

2000 - Lectureship in the Life Sciences for the Collège de France

2000 - Horace Mann Distinguished Alumni Award, Antioch College

2000 - Italian Premio Phoenix-Anni Verdi for Genetics Research Award

2001 - Spanish Jiménez-Diáz Prize

2001 - Pioneers of Progress Award

2001 -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2002 - John Scott Medal Award

2002 - Massry Prize

2003 - Pezcoller Foundation-AACR International Award for Cancer Research

2002/3 - Wolf Prize in Medicine

2005 - March of Dimes Prize in Developmental Biology

2007 -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与马丁·埃文斯和奥利弗·史密斯一同获得^[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