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箴(镜箴)
镜箴,又称为四十字镜箴,是流传于南开体系各大、中院校,仅次于“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它是由著名教育家、南开体系创建人张伯苓订立的。
镜箴
motto on the mirror
四十字镜箴,衣镜铭
张伯苓
南开体系各大、中院校
镜箴的来历
镜箴,又称为四十字镜箴,是流传于南开体系的大中学校,仅次于“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他是由著名教育家、南开体系创建人张伯苓订立的。南开体系的各所学校在重要通道处都设有大镜子,提醒过往的师生随时注意仪容仪表,这些镜子上都镌刻有这段镜箴。镜箴要求南开学子拥有整洁合适、积极向上的仪容仪表以及平和、宽仁的处世态度,提醒学生注意修身养性,提高自身的道德情操。每逢开学时节,新生们都会被要求背诵镜箴,不忘张伯苓老校长的谆谆教诲。
张伯苓信奉这样的理念:一衣不整,何以拯天下。所以为了培养学生的合适的着装习惯和文明行为,张伯苓特意在天津南开中学东楼中的过道左侧(一说校门入口处一侧)立一面一人高的大镜子,上面镌刻着张伯苓请严范孙书写的四十字:“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南开四十年校庆纪念特刊》)使学生出入校门有所儆戒,后得名“镜箴”,一直流传至今。
订立的背景
在南开的教育理念之中,仪表反映着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因而张伯苓要求学生必须面净发理,衣整履洁。事实上,对仪表的严格要求看似生活的小事,其实在当时则被看成是一件关乎社会文明的大事。众所周知,晚清以降,精神萎靡、衣冠不整已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一个人仪态懒散,一个国家的国民蓬头垢面,精神涣散。这样的精神面貌,又怎么能谈得上救国强种呢?张伯苓本人非常注重仪表,同时也要求南开学子注重自己的仪容仪表,希冀青年一代从最基本的日常生活起居做起,焕发精神,进而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大业贡献力量。一衣不整,何以拯天下?南开校规明确规定:“体态松懈,言语蛮横,奇装异服,光彩华丽,凡一切惹人注目之行为装饰,皆行禁绝。”(《南开周刊》 ,第1卷)有一段时间,天津社会上盛行一种叫“名士派”的不良风气,一些南开学生不免受到影响,也整天不修边幅、邋邋遢遢地在学校里面晃来晃去。张伯苓发现之后,立即在修身课上对这种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你要是名士,你须有名士的学识。假若你没有名士的条件,而你要肮脏恶臭硬要学名士,学校绝对不允许”(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此番话,虽然让追求名士风流的学生们听起来非常刺耳,但是语重心长,饱含着这位教育家对学生的一片良苦用心。不久,这种懒散现象在南开学校得到了彻底的根绝。民国初年,张伯苓对学生的服装还做了具体的规定,一般春夏秋三季都是布大褂,冬天为颜色较深的棉布袍,或穿丝绸呢绒,裤子一般是西式的,鞋是皂鞋或皮鞋。后来虽有一定的变化,但学生的服装基本上都遵循着朴素、整齐、洁净的原则,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因为学生家庭经济情况不同,出现攀比,追逐浮华等现象的发生。张伯苓对个人仪表严格要求的做法,使南开的学生受益匪浅。
镜箴的意义
在这四十个字中,“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等充分体现表现出张伯苓对于儒家传统道德讲求修身养性的追求,以及宽厚仁爱的态度的推崇,而“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等对仪态的具体要求,也可以隐约看出张伯苓受过军事化训练的痕迹以及按照军事化管理,高标准严要求的态度。张伯苓在修身课上经常带领同学们背诵此格言,并耐心地逐字加以解释,认为学生们如果能够长期坚持实行,一定可以形成“吾校学生之气质”。当时,南开学生出校进校,都常在镜子前理理头发,整整衣扣,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以至于南开学生走在街上,即便没有佩戴校徽,大家也都可以看出这是南开的学生。当时有人评论:“南开学校乃一极有精神之学校……学生均甚活泼而眉宇间有一种文雅之度。”(《教育杂志》,第7卷,第6期)这大概就是南开学生长期遵行“四十字镜箴”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吧。
镜箴的影响
“四十字镜箴”不仅在南开流传开来,甚至还引起外国教育家和教育管理者们的关注。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博士来南开学校参观时,觉得南开学生的仪态和精神面貌与他在其他学校中看到的学生有很大不同,就特意询问校长张伯苓其中的原因。张伯苓颇为自豪地将伊利奥博士带到了镜子旁边,并将镜子上的箴言加以翻译和解释,伊利奥博士听后大加赞叹。他返回美国之后,特意将这个箴言告诉他人。美国罗氏基金会还特意派人来南开将镜上的箴言拍摄下来,寄回美国,刊诸报端,加以传扬。镜箴的影响是深远的,1916年,周恩来在南开《校风》报上发表了一则通讯:“我校事务室前所悬之大镜及上列格言,原为资警励全校师生之用。前次美人白崔克博士Dr.Buttrick来校参观时,睹之甚以为善。今格瑞里先生Mr.Greene致函校长索斯镜之撮影,并请将格言译作英文,同行寄去以为纪念,藉俟归美时,公之彼邦人士。”(《南开校风》,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