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生借书说(清代袁枚创作的散文)
作品赏析
此文阐明了借书与读书的关系,以时不待人、时不再来,勉励后学专心攻读。作者在交代写作缘起后,就提出“书非借不能读也”的观点,出人意表,引人深思。此观点看似偏颇,但读者读完全文后,方觉得其深刻,极有道理。作者先以藏书不读作为反证。皇家有《七略》之全四库之富,各类书籍应有尽有,“然天子读书者有几?”“贵人家,藏书满屋,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至于祖、父辈积书,子孙辈弃而不读,这种现象太多了。于是作者总结道,有读书之便而无借书之苦的人“读书者有几?”否定答案寓于反问之中。
作者接着由书及物,作了类比,指出人的普遍心理是:借于他人,担心别人索回,因此不住地观摩玩赏;但一旦属于自己,就会束之高阁,借口来日再看。这种心理状态说明了“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
作者再以自己的经历来现身说法,更增强了说服力。自己幼时家贫借书困难,但“有所览,辄省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说明了“借者之用心专”的道理。后来做了官,有条件买书,却是“素蟑灰丝,时蒙卷轴”,这进一步证明“书非借不能读”的观点。
此文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对比的方法论述问题。如将藏书者不读书与借书者读书对比,将自己家贫无书之时与有书之时对比,将黄生与自己对比。作者于对比中阐明自己的见解,期望读书人应该珍惜读书的机会,从而发愤攻读,使学有所成。例如以“非夫人之物”与“若业为吾有”作对比;以“余幼好书,家贫难致”的勤学与“通籍后,俸去书来”的疏懒作对比;以“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作对比;以自身的“不幸”与黄生的“有幸”作对比等等。这样不仅能够鲜明地阐述观点,也能加深读者的理解,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而且,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袁枚是一位才子气颇重、任性适情的人。他列举天子与富贵人的例子,说明他敢于指责权贵、无视传统的个性。他珍惜少年时代借书苦读的岁月,并对晚辈谆谆告诫,说明他极具人情味。[3]
创作背景
黄允修贫而好读书,袁枚很器重他,也很乐意帮助他,除了借书给他之外,还支援他一部分生活用费。《赠黄生序》中说:“又虞其家之贫有以累其能也为羞其晨昏,而以书库托焉,成生志也。”此文即是袁枚在黄生借书时有感而发,撰写而成。[4]
作品评价
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王充闾:“书非借,不能读”是全文核心。文章通过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和自身体验,有理有据地阐发了这个道理。观点警策,层次分明,说理透辟。所论对于敦促世人读书颇有教益。(《中国好文章·你不能错过的文言文》)
前烟台师范学院教授、蓬莱历史文化研究会顾问曲树程:从体裁上看,本篇和《捕蛇者说》一样,都是通过一件事情发表议论。在内容上、在写法上,这篇文章却和《送东阳马生序》很相似,都是劝勉青年读书学习,而且,为了充分地讲明道理使对方心服,都叙述了作者自己的亲身体会。(《译析古文百篇》下)[5][1]
作者简介
袁枚,男,1716年3月25日出生,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清朝诗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和美食家。
袁枚少有才名,擅长写诗文。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1742年),外调江苏,先后于溧水、江宁、江浦、沭阳共任县令七年,为官政治勤政颇有声望,但仕途不顺,无意吏禄。乾隆十四年(1749年),辞官隐居于南京小仓山随园,吟咏其中,广收诗弟子,女弟子尤众。
袁枚倡导“性灵说”,主张诗文审美创作应该抒写性灵,要写出诗人的个性,表现其个人生活遭际中的真情实感,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嘉三大家”(或江右三大家),又与赵翼、张问陶并称“性灵派三大家”,为“清代骈文八大家”之一。文笔与大学士纪昀齐名,时称“南袁北纪”。主要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及《随园诗话补遗》《随园食单》《子不语》《续子不语》等。散文代表作《祭妹文》,古文论者将其与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并提。
嘉庆二年(1798年),袁枚去世,享年82岁,去世后葬在南京百步坡,世称“随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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