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嬉皮士”一词最早用来形容西方国家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反抗习俗和当时政治的年轻人。嬉皮士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运动，它没有宣言或领导人物。嬉皮士用公社式的和流浪的生活方式来反应出他们对民族主义和越南战争的反对，他们提倡非传统的宗教文化，批评西方国家中层阶级的价值观。

嬉皮士后来也被贬义使用，来描写长发的、肮脏的吸毒者。保守派人士依然使用嬉皮士一词作为对年轻的自由主义人士的侮辱。

在60年代的西方，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蔑视传统，废弃道德，有意识地远离主流社会，以一种不能兼容于主流社会的独特的生活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社会的叛逆，这些人被称为“嬉皮士”（Hippie），由嬉皮士参加的，以文化的反叛和生活的反叛为主要内容的反叛举动被称作“嬉皮士精神”也称为“嬉皮士运动”。

特立独行

嬉皮士

西班牙《万象》月刊5月号刊文称，毋庸置疑，嬉皮士喜欢特立独行，希望与一切决裂。然而，大街上却挤满了蓄着大胡子、骑着复古自行车、穿着破洞牛仔裤、顶着一头蓬乱的头发、穿着匡威运动鞋的嬉皮士。虽然原始社会早就结束了，但他们依然任胡子疯长。而且自相矛盾的是，这些自感与众不同的非主流嬉皮士却越来越多——在这个原本已经很拥挤的世界中，几乎一半的空间都被这些所谓的时髦人士占据了。3位专家从不同领域对这个有趣的课题展开了研究，揭示了为什么这些叛逆的嬉皮士越来越多，以及他们为何如此离经叛道的原因。

追求时髦的行为是出于人类的创新性和独一无二性。有些人就是喜欢独树一帜，或者说某种“独树一帜”的风格，于是便开始模仿具有这种风格的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一个小圈子里的朋友们更容易互相模仿、互相感染。在这群人当中，会有一个或少数几个人为了保持在小团体里“时尚教主”的地位，而花样频出并不断尝试新的风格和造型。如果只有一个人特立独行，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就像一群羊永远都会共同前进一样，这个“特立独行”的人总会引起一群人的共鸣。因为人类毕竟是群居动物，很多人天生缺乏主见。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数学家保罗·斯马尔迪诺制定了一个公式，用以解释一种社会潮流是如何起源并逐渐演化的，比如“嬉皮士现象”是如何从某些人的特立独行演化为一场群居动物的模仿秀。

斯马尔迪诺认为，一个人最初可能非常与众不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此人的个性棱角可能会被磨平，并逐渐融入一个群体。结果就是，某个群体变成了一个辨识度很高且整齐划一的群体，并且还会不断有人加入。例如，所有嬉皮士都留着胡须，穿着格子衬衫。

斯马尔迪诺表示：“假如只有少数几个特立独行的人，这个过程将不会存在，因为所有人都和别人不同。然而，由于有这么多‘特立独行’的人，属于某一种次文化的个体逐渐发现原来还有很多人和自己有着相同的想法和感受，于是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群体。”他认为，只有那些极端传统和那些极端叛逆的人才不适用于这个公式。

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早在数年前就萌生了和斯马尔迪诺类似的想法。他认为，当一种流行发展到极致，就是其面临消亡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满大街都是大胡子，就是到了挂起剃须风潮的时候了。只有“脑残粉”才会固执地认为某种行将没落的流行潮流依然“特立独行”。很多社会学家都认为，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某些特别是具有艺术天分的群体中。

遗传学家让·魏森巴赫尝试从基因角度出发，来解释“嬉皮士现象”等社会潮流的演化。他对上百名嬉皮士的基因序列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这些人身上都带有容易让别人认为他们具有“天才”特质的基因。魏森巴赫指出，嬉皮士的CAG-CAG基因序列的重复方式和大多数人不同。而这种基因与人类大脑的布罗卡区存在关联。因此嬉皮士比起一般人口才更好，更喜欢阅读、诗歌和艺术。

魏森巴赫表示，基因上的不同让这些人离经叛道的人感到被边缘化。他们看待世界、表情达意和倾听他人的方式都和普通人不同，因此显得很独特。这种基因特殊性通常会体现在具有创造力、摄影天分、音乐才能和色彩敏锐度上面。因此，很多嬉皮士尤其在艺术方面都有一技之长也就不难理解了。（编译/刘丽菲）

归隐田园

中国一些人正在对消费社会感到厌倦，越来越多的城市人选择离开城市，隐居在中国乡村，过上田园生活。我们形容他们为中国的“嬉皮士”。

在上海的崇明岛，有一名前房地产企业高管、一名前商人以及一些前城市居民，他们放弃了高薪工作，来到岛上种菜。于飞虎（音）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他在广东有车有房，还有一份好工作，但他最终决定回到他出生的农村。

18岁的时候，于飞虎怀揣着梦想离开崇明岛。两年前，他带着妻子和11岁的儿子搬回老家，住在祖屋附近一个小农场的简陋两居室里。于飞虎说，他以前在东莞从事房地产行业，因此觉得在广东逃离污染是不可能的。他说：“河水都是黑的，鱼身上都有汽油的味道。污染成那样，可能需要300年才能恢复过来。”

不过，于飞虎现在所过的农村生活也并不是原始纯朴的样子。崇明岛的空气似乎并不比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的上海市区好多少。甚至崇明岛的雨水也被污染了：它离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长三角只有一步之遥，而且岛屿两侧就是被严重污染的长江。

报道指出，由于接近被污染的河流，于飞虎祖上留下来的地已无法耕种，所以他在岛中央租了一块地，并试图将这块地与岛上的地表水隔离开来，仅仅依靠雨水和地下水灌溉。他坦承，崇明岛的雨水是酸性的，地下水也被污染了。但他指出，污染是一个相对概念。

于飞虎说，目前他家鸡蛋、鱼、蔬菜已实现了自给自足，但需要购买油和一些肉类。尽管1月份寒冷潮湿，他也没有浪费钱在简陋的农舍里添置取暖设备。他说：“一点都不怀念以前的生活，钱买不到幸福。”

雷锋品牌

不同时代，人们通过不同方式学习雷锋。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开始向全球蔓延。那一年，雷锋、李小龙、列侬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三人都成为了世界级的“模范”，在不同的领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几十年来，随着时代变迁，“雷锋”——这个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名字，事实上已经成为境外媒体关注中国的一个窗口。用美国《时代》周刊的话说:“雷锋品牌是中国人民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共产主义榜样

“向雷锋同志学习！”1963年，毛主席的这一号召在几亿中国人的心中播下了种子，雷锋成为全国工厂、人民公社和部队的榜样。这是雷锋牺牲的第二年，学雷锋活动正在中国大地上红红火火地进行着。

当年8月，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第一次派遣学习代表团来华访问。他们用一个月时间行走于刚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随后在9月21日出版的《日本和中国》（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机关报）中刊登了一篇题为《学习是中国的关键，协会学习代表团参观记》的文章，描述了一个“想像之外的中国”:在全中国，无论城市或者农村，到处都充满着一种延安精神。

在日本代表团团员看来，建设阶段体现延安精神的“雷锋”的感染力尤其令人震撼。“雷锋的事迹和他的日记中的话以及毛主席、朱德委员长等领导人号召学习雷锋的题词，几乎贴满了工厂和农村的墙壁”。这样的环境使得“谦虚有礼貌，而且有火一样劳动热情的青年人”随处可见，他们认为这正是中国人民克服困难的精神动力所在。

全中国人民学习雷锋的消息也传到了阿尔巴尼亚。1963年11月27日，阿《青年之声报》登载了雷锋日记摘录，并在“行动从思想来，荣誉从集体来”的标题下介绍了雷锋的生平。《青年之声报》将“雷锋的短促而丰富的一生”概括为“以高度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出来的普通人的一生”。它指出，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雷锋以高度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鼓舞着青年；雷锋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最后一刻，仍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并为祖国的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出了全部的精力。而在这场学习运动的影响下，全中国已经涌现出成千上万个“雷锋”。

自此，中国便走进外界瞩目的“全民学雷锋”时代。1977年，意大利安莎社曾评论当年中国“开展纪念雷锋活动”的目的，指出是“要以这个榜样来取代支持‘四人帮’的偏激的青年的榜样”。它还引用西方观察家的观点阐述纪念雷锋活动在特殊时期的内涵：人们正利用他作为促进生产的榜样，特别是在为了促进生产需要广大群众都具有集体主义精神的时候。

文化衫和游戏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开始下海、经商、赚钱，但“雷锋”却并没有因此变得“遥远”。外媒观察后认为，去除特定时代的烙印，重新发现雷锋的当代意义正日益成为中国人关心的话题。

“本星期，北京街头出现了横幅，公共汽车上张贴着标语，上面写着‘向雷锋同志学习’。一些共青团员擦洗了街头的公用电话亭。”1987年3月，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称，“北京的宣传者请回他们在60年代的英雄：雷锋”。

“重视雷锋精神”、“重提雷锋”、“开展纪念雷锋活动”等字眼开始频繁出现在大街小巷以及报纸、电视等媒体上，雷锋再一次点燃了中国人民的热情。

1993年，中共中央决定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英国路透社在是年1月发文关注这一“面目一新的雷锋运动”，并引用《人民日报》的评论认为，“这场运动将揭示出学习雷锋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要意义。”

这一重要意义预示着往昔代表集体主义的雷锋精神会出现怎样的变化？“时代的发展使雷锋精神的定义更加丰富了，远远超出了无私的‘狭隘定义’。对于普通公众来说，雷锋精神现在也意味着对人热情，对解决社会难题的认真态度。雷锋精神有助于解决国有企业（弊端）和失业的问题。”1998年“雷锋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引用新华社的报道回答了这一疑问。该文还阐述道:“雷锋从来没有被困难压倒过。他的乐观主义能给人以勇气，能缓和社会的紧张关系。”

“雷锋”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并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2002年日本《朝日新闻》发现北京开始流行“雷锋衫”——雷锋画像印上了T恤衫；2005年，美联社报道“雷锋进入网络游戏”:网络游戏《中华英雄谱》里有了解放军战士雷锋。“虽然正统的理想已经让位于市场经济，但是中国领导人号召建立和谐社会，鼓励人们学习雷锋的无私奉献精神，于是微笑的雷锋形象再次频频出现。”美联社如是解读。

人性化形象

不断倡导重拾雷锋精神的背后，境外媒体也注意到，中国主流媒体当下正在展现一个更人性化的、真实的雷锋。

在美丽浪漫的团山湖，“下乡知青”雷锋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浪漫的时光。他学会了骑马，并骑着它沿湖边去送信；他成为县里第一个拖拉机手；他在县里的报纸上第一次发表了散文；他开始写小说、诗歌，渴望成为一名记录激情时代的文艺青年；他还和农场的一位女同事发生了一段隐约的朦胧情感……《雷锋1940—1962》一书中如是描述文艺青年雷锋的生活，被认为是雷锋的“革命说明书”。

200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出版人师永刚看到雷锋当年的摄影师之一张俊先生的很多图片，照片里的雷锋骑摩托车、开拖拉机、穿时髦的衣服，留着刘海……完全一个生活化的雷锋形象。于是他和朋友一起编辑出版了《雷锋1940—1962》，为人们展示一个不一样但又真实的雷锋。

美国《时代》周刊看到此书后写下文章:“戴皮帽子的嬉皮士”，来讲述全新的、时尚且酷的雷锋以及雷锋照片背后的故事。而在此之前，《时代》周刊曾这样问道，为什么雷锋是留下照片最多的模范？为什么他做的一切好事身边都有人拍照记录？

一个中国英雄的形象在更新和充实，而这也并不妨碍中国人理解“英雄”的概念多样化。

香港《南华早报》认为，“毛泽东时期的偶像仍是新时期的英雄”，只不过需要“变身”。2011年，身着绿色军装，外披红色斗篷，头戴棉帽，骑着一辆中国产的“凤凰”牌自行车的“雷锋侠”一度红火于网络。他会变身成超级英雄引导盲人过马路，还会刮掉贴在路灯灯柱上骗人的小广告。虽然“雷锋侠”原型乃是中国一位做好事的普通清洁工，但人们口口相传的是:“雷锋”又回来了。

在《南华早报》看来，这种真实而谦逊地塑造人物的方式，使这个英雄得到了许多中国年轻人的喜爱。相比过去，新时期的公众对一个心肠好又亲切的小人物会更加认同。

精神自由

港刊刊登了美国反侵越战争运动领袖杰里·鲁宾的访问记，对美国左翼运动做了回顾与前瞻。

问：鲁宾先生，请你介绍一下你个人的历史。

答：我出生于1937年，在美国东部俄亥俄州长大。父亲是货车司机，大概是属于社会的中下层吧。我们有电视机，有汽车，有一间比较舒适的房屋，但不算有钱，不像我们的一些亲戚那样可以时常到其他地方度假。我是犹太人，但我不信奉犹太教的。我在辛辛那提市上学，直到大学毕业，跟着便进报馆做事。开始的时候，我主要是负责采访体育新闻，那时我对球类最感兴趣。后来，转为采访时事及社会新闻。

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对美国的价值观念产生反感。究竟物质享受是否人生的最高目标呢？为金钱而工作似乎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美国社会虚伪的事情很多，也很显著。于是乎我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怀疑，在50年代，不特只是我有这些零碎的个人的发现，很多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感受，结论是美国是一个残暴的、充满种族歧视的、虚伪的国家。在50年代这种看法在很多人思想之中已经孕育着。那个时候，这些情绪大致上都被压抑着。大家还没有把它表露出来。

问：你怎样开始参加反越战运动？

答：1965年我住在美国西岸柏克莱城，美国国防部把训练好的士兵准备运送到越南作战。我们于是组织反越战集会，游行示威，还组织群众拦截运送士兵的火车。当时警察很凶，蛮横地打人拉人，把我们从火车轨上抬走。这次示威抗议吸引了一大批记者，电视电台做了不少报道。从那时起，我们发觉宣传工具的威力，也学会了利用宣传工具为我们服务。自此以后，我们不断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来反对政府的越战政策，并全面检讨美国大学教育制度、经济结构及决定意识形态的因素，把这些同越战联系起来。那个时期，是美国青年最富想象力、最具反抗精神的一段时期。

问：反战队伍当中是不是有很多“嬉皮士”呢？

答：是的。那个时候，美国社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现象：学生不喜欢念书，很多大、中学生半途辍学，他们喜欢追求比较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这群青年不修边幅，留长头发，衣着古怪，爱吸大麻。他们聚群而居，自成一个小天地，十分鄙视金钱和物质文明——这就是所谓“嬉皮士”。

问：你曾经是“叶皮士”的领袖，你可否解释“叶皮士”的来由？

答：“嬉皮士”基本上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寻求精神上的自由，他们吃迷幻药，表现个性；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美丽的，而每个人都应该和别人和睦相处，不要制造麻烦，那么世界就会美好起来了。但我们有一批人的背景比较富于政治色彩。我们肯定“嬉皮士”运动是一个反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念的革命运动，但我们认为要使“嬉皮士”运动有领导和方向，所以我们把Hippies这个字的第一个字母“H”删掉，以“Y”字字母作为代替，两个字（Hippies和yippies）的声音很相似，因此，“叶皮士”就是一个参与政治活动的“嬉皮士”。很多“嬉皮士”后来真的成为“叶皮士”了，这是很自然的发展。他们参加反越战和平运动示威。到了1967年时，“嬉皮士”运动已被“叶皮士”运动代替了。那时我们有一个幻想：只要所有的青年人都离开家庭，抛弃学业，就会使全国瘫痪，美国社会便会改变了。

问：一般人对你们的看法怎么样？

答：有点惊愕。他们反对吸食大麻，认为这是没出息的；他们爱国主义思想也比较浓，认为我们逃避兵役、烧毁国旗是不爱国的表现。当时我们也真闹得较凶，我们尽量设法嘲讽美国的传统及生活方式。一次，我们走入了纽约的股票市场，散发纸币，搞得那里秩序大乱，弄来不少警察。当警察荷枪实弹面对我们，企图阻止我们上街游行的时候，我们带着一簇簇的鲜花献给这些法律的保卫者，我们还取笑我们的总统……总而言之，花样百出。这样子一搞，美国的宣传机构可乐了，他们派来大批的摄影记者，把我们的活动一一摄入镜头，在电视广播，大大地扩大了我们的影响力。

问：你们这些做法岂不是很成功？

答：可以这么说，不过这些行动基本上富于个人主义色彩，我们毫无纪律；一句话，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格林先生日前给我们的批评是对的。我们把个人的行为和整体的政治目的分割了。虽然我们起了一些作用，但是没有持久的能耐，结果还不是沉寂了下来。

问：“嬉皮士”和你们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

答：作用是不小的，可以说是关键性的，这些行动使美国部分的军事部署瘫痪了。把“嬉皮士”等的贡献一笔勾销是不对的，在美国不少左派人士否定了“嬉皮士”所起的积极作用，这不是客观的分析。中国政府对我们这些人怎样评价呢？我不晓得。

问：“嬉皮士”的团体还存在吗？

答：还有的，但已没有以前那样声势浩大了。在1969年我在一间大学演讲，因为我有名气，所以还有2000名的听众慕名而来。在美国，如果你是个名人，不管你的政治立场如何，左右派的人都来看看你究竟是怎样的。我向他们讲出越战的真相，很多都接受我的讲话，有些人当场插口同意我的讲法。他们离开会场后，或许很容易改变主意，但是起码他们对这件事增进了理解。

但这几年来，美国青年对政治的兴趣淡薄了。他们把我看做60年代的一位失败的领袖；还有一点，美国人是性急的，他们凡事都要立竿见影，包括革命活动，要立刻取得胜利。在60年代，我们有些人头脑发热，以为革命3、4年内就会在国内爆发。我们都是革命理想主义者和革命浪漫主义者，但是我们没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没有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这是我们的短处。我这次到中国旅行参观的一个大收获，就是从中国人的身上懂得了长期艰苦奋斗的必要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