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新会(中国维新会)
历史背景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9月)戊戌政变爆发,康有为在英国军舰保护下,由北京逃往上海,又转香港,后乘日轮去日本,九月十一日(10月25日)到达东京,与先期到达的梁启超会合。康有为对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六君子被杀,心情异常悲愤,唯一使他感到欣慰的,是光绪帝尚健在,变法新政或许还有中兴的希望。于是,在百日维新期间依靠君权变法的幻想,凝成了保皇复辟的决心,以为欲救中国,惟有迫使慈禧归政、光绪皇帝复辟之一途。
宣传观点
为此,他与梁启超首先考虑重建自己的宣传阵地。当年十一月十一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发刊《清议报》,以“尊皇”为宗旨,认为中国能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能改革与否,又全系乎皇上有权无权,故当前“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同时也深刻指出民族危机的严重,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侵略手法;尖锐抨击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所谓“逆后贼臣”之凶残守旧和昏庸腐朽;批判封建专制,阐述“国”与“民”的关系,谓“不有民,何有国;不有国,何有民。民与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提出资产阶级“国民”的概念,大其民权思想比戊戌时期更进一步。
影响
与革命派的关系康、梁当时又以“维新志士”流亡海外,在爱国华侨中颇具威望,故此《清议报》在舆论界有相当影响。其次,拒绝与革命派合作。当时孙中山、陈少白(1869―1934)等革命派人士也在日本,曾主动托日本友人居间斡旋,试图与康、梁维新派商谈合作。康有为声称他奉有光绪帝的“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来,竟拒而不见,并表示: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拒绝了革命派的合作要求。
清朝打压但清朝统治者却仍把他们看做“孙文羽翼”,多次向日本政府交涉,不许康有为在日本居留。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康有为离日本赴加拿大。三月初七,抵温哥华。曾先后在温哥华、维多利亚等地对华侨演讲,谓“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希望华侨“齐心发愤”,“洒血以救圣主”。四月赴伦敦,拟通过英前海军大臣柏丽斯辉运动英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扶助光绪帝复辟,未果。不久,返回加拿大。六月十三日,与李福基等创设“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或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简称保皇会,亦称中国维新会。据康有为长女康同薇云,当时“那拉后与守旧派正谋危光绪”,为“抗那拉氏之谋而言”,故称“保皇会”。保皇会成立后的第一个举动便是在海外遥为光绪帝祝寿。当年六月二十八日是光绪帝30岁寿辰,是日康有为率领当地华侨多人到维多利亚中华会馆庆祝“圣寿”,在龙旗飘舞中“北望行礼”,“拳跪起伏”,祝愿皇上健康长寿,早日“复政以保中国”。康并吟诗谓:“遥从文岛瞻琼岛,波绕瀛台梦几回。”
保皇运动
保皇会性质保皇会以“忠君爱国”相号召,以保救光绪皇帝为宗旨。光绪二十五年冬刊印《保救大清皇帝会例》,宣称“今同志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事业中国、救黄种为主”,凡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的,都是会中同志。次年又刊印《保皇会草略章程》,谓“本会专以保全中国为主”,“欲保中国,非保皇上复位不可,故本会名保皇”。他们把“忠君”和“救国”联系在一起,把国家兴亡和光绪帝复位联系在一起,揭露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专权卖国的种种罪状,对其“卖地鬻权”表示愤慨,故此会仍具爱国救亡性质。
保皇会第二宗旨保护侨商。保皇会又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会例”第二条规定:“此会为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即保种会、保国会,亦为保工商会之事,皆同一贯。”还规定会员捐款作宣传、通讯、办报之用,并以集资作工商、开矿的股份。在捐款奖励办法中,捐巨款者,除政治上给予官职外,还给予开矿、筑路、工商等事的优先权,体现了侨商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要求,所以保皇会又带有资本主义经营色彩。
与海外华侨的关系据康有为估计,当时海外华侨约有500多万人,广大爱国华侨身在海外而心系华夏,他们当中大多对戊戌变法的失败表示惋惜,对六君子被杀表示愤慨,对光绪帝被囚表示同情。所以保皇会以忠君救国相号召,再加上它具有保商性质,便对广大海外华侨具有很大吸引力。保皇会成立以后,总会设在香港和澳门,康有为任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以澳门《知新报》、横滨《清议报》为其喉舌。
康有为陆续派出门弟子分赴南北美洲、澳洲等有华侨居住的200多个城市宣传保皇会宗旨,发展组织,总共建立保皇总会11个,支会103个,会员发展至百余万人,成为近代史上颇具影响的群众性华侨爱国团体。
历史局限但是保皇会宣传的“爱国”最终归结为“保皇”,把挽救中国危亡、图中国之富强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光绪帝一人身上,一味赞颂的是“圣主”之德政,一味渲染的是康有为个人思君之幽情,这就把变法救亡的政治理想蜕变为眷恋光绪皇帝个人的不幸遭遇,由维资本主义之新,转而为保光绪皇帝之位,维新派变成保皇党。在保皇会成立初期,其斗争锋芒主要指向清朝顽固派,并于光绪二十六年支持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起过进步作用;但它对帝国主义怀抱幻想,仇视义和团农民反帝爱国运动,提出“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的错误口号,结果是与虎谋皮,造爱娥眉成了自立军的惨败。特别是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逐渐高涨以后,保皇会的斗争锋芒也逐渐由针对清朝顽固派转向资产阶级革命派,曾在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与革命派展开大论战,坚决反对同盟会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成为阻碍民主革命运动的绊脚石。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有为通告各地保皇会于当年十一月十七日(1907年元旦)改名国民宪政会,次年二月二十一日(1907年4月3日)又定名为帝国宪政会,与国内立宪分子相呼应,敦促清政府加速立宪步伐,妄图以立宪抵制革命,成为资产阶级立宪派政治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