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江西省瑞金市“二苏大”旧址

十月革命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人民在B．И．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胜利的当天即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从此，苏维埃成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11]十月革命胜利后，合并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成为各级国家的权力机关。1934年改称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1917年11月～1918年3月，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3]1918年1月25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同年7月10日，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根本法）》（简称《苏俄宪法》），确立了以苏维埃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1922年12月30日，苏联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联盟条约》和《联盟成立宣言》，宣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1924年1月31日，苏联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简称《苏联宪法》），确认苏联为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联盟国家。1934年苏联宣布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占统治地位。1936年12月5日苏联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宪法，进一步完善了苏维埃制度。

苏维埃的代表物：镰刀锤子、五角星、麦穗

1988年12月以后，苏联多次修改宪法，其政治体制不断变化，1989年，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改作人民代表大会，其常设机关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由大会选举了第一任总统和副总统。直至1991年底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后，苏维埃名存实亡。很快，在俄罗斯它就被强行解散。而在乌克兰等国，其议会仍然沿用苏维埃之名，但与原来的苏维埃没有任何关系。

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于1918年12月8日在莫斯科成立了自己的最高军事学府——工农红军总参学院。在这段十分艰难的时期，摆在学院面前的首要任务是为红军培养军事干部，而且要在学制缩短和艰苦的战争条件下完成，任务非常艰巨。

来自工农红军的第一期学员一半以上出身于工人和农民家庭，有25%只有初等教育程度。苏维埃政府始终关注学院的问题。包括人民委员会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其他领导人在内的国家重要领导人不止一次地视察学院并帮助解决了许多紧迫的问题。

苏维埃政府用最好的干部充实学院。1918年10月11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命令，从全俄总参谋部和军事部门各总局调一批军事专家到学院任教，其中包括А.А.斯韦钦、В.Ф.诺维茨基、Е.И.马尔蒂诺夫、Г.И.杰奥多里、Н.А.达尼洛夫等著名军事指挥员和学者。

在学院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和政府的关怀下，学院圆满完成了所赋予的任务，其成绩得到苏维埃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高度评价。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别命令指出：“在国内战争中……在苏维埃政权经受严峻的战斗考验的紧要关头，红色总参谋部军官们响应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号召，加入到正规红军的行列中去，在不同的岗位上以年轻的革命热情，不可阻挡的勇气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为保卫革命的事业注入了共和国最顽固的敌人也不能抵挡的强大精神和活力。”许多早期学员成为后来的著名苏维埃军事指挥员，其中有К.А.梅列茨柯夫、В.С.波波夫、В.Д.索科洛夫斯基、И.В.丘列涅夫等。

宣传苏维埃思想的出版物

国内战争结束后，由于军队大规模裁减和对战役战略层次指挥员的需求减少，1921年，学院转为以培养战术指挥干部为主，改名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但教员队伍没有发生变化，高级指挥人员的培养也没有中断。培养高级指挥人员的机构最初是军事学院高级集训班，后来是高级首长进修班，从1931年起改为战役系，该系成为1936年4月重建的工农红军总参学院的基础。

在集训班（进修班）的毕业学员中有Г.К.朱可夫、И.С.科涅夫、К.А.梅列茨科夫、К.К.罗科索夫斯基、В.Г.索科洛夫斯基、С.К.铁木辛哥、Ф.И.托尔布欣等许多卫国战争著名将领。1941-1945年的伟大卫国战争著名的统帅和英雄Л.А.戈沃罗夫、П.А.库罗奇金、А.И.安东诺夫、А.М.华西列夫斯基、И.Х.巴格拉米扬、Н.Ф.瓦图京、М.В.扎哈罗夫等都是学院的第一期学员。

在战前的5年时间里，学院共培训了超过600名具有高级军事业务水平的中、高级军官。正是他们在实践中出色地运用了学院在战前创立的“纵深进攻战役”理论。学院成为培养真正统帅的学校，这些统帅在前线和总参谋部证明了苏联军事理论与实践具有最高水平。

苏维埃红旗

А.А.斯韦钦、А.Е.斯涅萨廖夫、М.В.伏龙芝、В.Ф.诺维茨基、А.А.涅兹纳莫夫、М.Н.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名字被永远载入学院史册。В.К.特里安达菲洛夫、М.Н.图哈切夫斯基、Г.С.伊谢尔松及其他军事思想家对武装斗争的深刻形式进行了的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经过卫国战争检验的纵深进攻战役理论今天仍是世界军事科学之林中的一朵奇葩。

三十年代中期，由于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日益增加，扩充和加强苏维埃武装力量极其需要培养大量的高素质高级指挥员，这一任务被赋予了1936年11月重建的工农红军总参学院，学院同时仍承担研究现代军事科学重要问题的任务。此时院长由基辅特别军区参谋长Д.А.库钦斯基担任。学院内荟萃了当时苏联军事科学界的全部精英、最优秀的教育家和教学法专家。138名指挥员成为第一批学员，其中有Л.А.戈沃罗夫、П.А.库罗奇金、Г.К.马兰京、А.И.安东诺夫、И.Х.巴格拉米扬、А.М.华西列夫斯基、Н.Ф.瓦图京这些后来的著名卫国战争将领。

1936-1941年，有5期学员从学院毕业。800多名受过高等教育的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被充实到军队中去，他们构成了各战役军团、总参谋部、国防人民委员会各局指挥人员的骨干力量，在卫国战争期间担负起了领导这些部队和机构的艰巨任务。

学院这一时期的劳动成果不仅在学院内发挥作用，还被红军战役层次的指挥人员所使用。最有名的著作有Г.С.伊谢尔松的《新战争形式》（1940年）。该书在研究西班牙内战和1939年德波战争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了关于战争发动方式和初期作战形式的有益结论。

1940年出版的《作战词典》具有重要的科学和实践意义，直到60年代中期总参军事学院编纂的《基本军事术语词典》问世之前，它都是军事理论家和实践家的参考资料。

А.И.施特罗姆伯格（将军）、А.В.基尔比奇尼科（将军）、П.П.伊奥诺夫（旅长）、Б.П.杰普林斯基（旅长）、Н.И.特鲁别茨基（旅长），Д.М.卡尔贝舍夫（师工程师）及其他学者则就各兵种的战斗和战役使用问题著书立说。作者们的许多论点在卫国战争中得到了证实。

学院完成了其主要任务。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卫国战争中苏联军事学术取得了对德国战略家的胜利，这一胜利的创造者们也是学院的毕业生。其中3人担任过总参谋长：Б.М.沙波什尼科夫，А.М.华西列夫斯基，А.И.安东诺夫；1人担任过总参作战局长：С.М.什捷缅科；5人曾担任方面军司令：И.Х.巴格拉米扬，Н.Ф.瓦图京，Л.А.戈沃罗夫，Г.Ф.扎哈罗夫，П.А.库罗奇金；13人曾担任方面军和军区参谋长，22人曾任集团军司令，265人曾任师长，82人曾在总参谋部及方面军、集团军指挥机构任要职；63人荣获“苏联英雄”称号，而3人荣获最高荣誉——胜利奖章，其中А.М.华西列夫斯基曾荣获两次。

战争年代，学院的工作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并按照经强化的大纲，对正规军的需要迅速作出反应。学院在此期间特别重视培训诸兵种高级指挥员。学院1942年4月9日易名为伏罗希洛夫高等军事学院，也体现了学院这一新的活动方向。战争年代，2000多名红军军官和将军在这里接受了培训。为了表彰学院所建立的功绩，国家授予学院一级苏沃洛夫勋章。

特点

其一

其二

第一，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部属于人民，人民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人民代表组成单一的人民议会，即单一的议院。

第二，用全民的直接武装代替脱离人民、同人民对立的机构即常备军和警察；国家的秩序由武装的工农自己来维持；工农武装力量同人民保持着极密切的联系。

第三，官吏或者也由人民自己的直接政权取代，或者至少要接受特别的监督，变成不仅由人民选举产生、而且一经人民要求即可撤换的官吏；他们处于普遍的受托者的地位，从领取资产阶级高薪和占据肥缺的特权阶层变为特殊“兵种”的工人。其报酬不超过熟练工人的一般工资。也就是说，在苏维埃制度下，人民对官吏不仅有直接的选举权，而且有随时撤换的权力，官吏不再是一种特殊的职业，而是人皆可为的。这样就保证了这个机构同群众、同大多数人民的极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容易检查和更新的联系，而这是以往国家所没有的。也就是要“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所有的人都不能成为‘官僚’”。^[8]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人民群众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这样，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第四，议会制下，人民除了在选举时或较少见的全民公决的情况下，一般是处在政治生活之外的。而苏维埃则依靠它的层层组织把广大劳动群众组织起来并卷入政治领域，“它为先锋队即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毅力、最先进的部分提供了组织形式”，是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用来发动、教育、训练和领导这些阶级广大群众的机构。

其三

其四

新政权规定，苏维埃不仅把立法权和对执行机关的监督权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而且通过苏维埃全体委员把直接的执行法律的职能也集中在了自己的手里，以便逐步过渡到由全体劳动居民人人来履行立法和管理国家的职能。也就是说，苏维埃代表要亲自制定和通过法律，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这便是列宁设想的作为“工作机构”而不是“清谈馆”的苏维埃。

中华苏维埃政府

第一，在经济上，它的成员是工作者；

第二，在政治上，不是“清谈”，而是办事情，不是分立，而是结合；

第三，把立法职能和行政职能结合起来——向消灭国家过渡，就是说，处理国家事务的将不是一个或几个特殊的机关，而是国家的全体成员。

列宁认为，“现在必须把‘管理’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不仅有工厂劳动的换班，而且还有工厂劳动（农业劳动、一切体力劳动）和管理的彼此换班”。这是建立在另一种基础即高级基础上的“原始的”民主。

其五

苏维埃民主不是在形式上宣布权利和自由，而首先主要是让居民中曾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那些阶级能实际地享受权利和自由。为此，“苏维埃政权剥夺资产阶级的房屋、印刷所和纸库，并将它们全部交给劳动人民及其组织支配”。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张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最好的建筑如宫殿、公馆、地主宅邸等也是如此。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这就使群众的集会更加民主百万倍……它也因而使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失败原因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苏维埃失败、苏联灭亡这个结局？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个原因或者某一个人的失误。

首先，从社会历史背景来看，俄罗斯这个国家有370年沙皇专制主义统治的传统，它缺少资本主义民主宪政的实践。沙皇专制的传统，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对民众有着深远影响，对最革命的共产党也有影响，这是客观原因。

苏维埃纪念碑

还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下台一般不会导致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在苏联和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一旦执政的共产党下台就产生了亡党、亡国、亡制，那么亡党与亡国、亡制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吗? 苏联亡党以后就亡国、亡制，表明这种国家和社会制度缺少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跟人民群众还没有血肉的联系。

它这种制度主要是靠一党专政强力维系着，跟人民群众没有打成一片、融为一体，所以一旦党垮台了，这种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都要垮台。随后一个问题是：有人提出苏联很多领导人都试图进行改革，然而到戈尔巴乔夫这一代领导人执政的时候经济改革失败了，他一转向搞政治制度改革，整座苏维埃大厦就灰飞烟灭，全部崩塌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有人认为苏联剧变不是苏维埃的失败，而是背弃列宁创建的苏维埃政权的结果。其理由是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维埃是好的，党政领导职务合一是任何民主国家的正常体制，而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推行错误路线才把苏维埃政权搞垮了。

政治体制比政治路线更加重要。如果苏联实行的是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如果苏维埃是拥有实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那么它就能够纠正执政党的错误路线。斯大林实行的并非一般的党政领导职务合一，而是首创了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等，从而把苏维埃变成橡皮图章、表决机器，甚至完全架空了。

所以，最后苏维埃既无法纠正斯大林从1929年起长期推行的急于求成的“左”的路线错误，也无法纠正戈尔巴乔夫后期推行的右的路线错误。可见，背弃列宁创建的苏维埃政权是从斯大林开始，到戈尔巴乔夫终结。因此，从苏联剧变应该汲取的首要教训是要大力加快改革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要发展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加上科学理论指导，就能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有了科学和民主自由，即便政治路线错了，也能及时得到纠正。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9]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

中国的苏维埃

“苏维埃”这个词，人们耳熟能详，然而确切知其含义及历史流变者却不多——

“苏维埃”是怎样引入和退出中国的

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偕而来的还有令中国人耳目一新的外来词，“苏维埃”就是其中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常见外来词。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苏维埃”一词的引入与退出，反映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进程。

“苏维埃”一词是俄文汉语音译，原意即“代表会议”或“会议”。沙皇统治时期的国务会议就叫做国务苏维埃。但自从革命以来，“苏维埃”一词便与由工人阶级经济组织成员选举出来的某种形式的议会相联系。

早在1905年3月，乌拉尔的阿拉帕耶夫斯克工厂的工人首先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领导罢工的机关。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苏维埃由领导罢工的机关转变为领导武装起义的机关，成为革命政权的萌芽形式。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苏维埃被沙皇专制政府取缔。

俄国二月革命时期，各地又重新建立了苏维埃。1917年6月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苏维埃在1917年11月7日爆发的十月革命中起了领导作用，组织了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权。1917年11月—1918年1月，苏维埃的名称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1918年1月改称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1936年改称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中国报刊是把工兵代表苏维埃、工农代表苏维埃意译为劳兵会、劳农会。到1918年苏俄宪法、1924年苏联宪法把“苏维埃”列入国名成为专有名词之后，就不宜采取意译。据著名学者高放考证，中文“苏维埃”一词是由当年北大教授、后来担任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的张君劢于1918年音译的，1922年以后广为流行。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之后，开始在城市组织发动工人运动；在农村，尝试组织农民协会。不久，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致力于国民革命，参加北伐战争。这时，还不具备实行苏维埃制度的条件。但在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1927年7月28日，斯大林在发表的《时局问题简评》中指出：“在几个月以前，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提出成立苏维埃的口号”，“现在，相反地，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可以成为真正的革命口号”，但又指出：“因此，现在，在高潮没有到来以前，除了争取以革命的领导代替目前的国民党的领导之外，还应当在广大劳动群众中间极广泛地宣传拥护建立苏维埃的思想，不要冒进，不要立即成立苏维埃，要记住只有在强大的革命高潮的条件下，苏维埃才能兴盛起来”。

1927年8月9日，联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中说：“既然共产党促使国民党革命化的意图得不到成果，既然不能将该党转变为广大工农群众的组织，并使其实现民主化，而另一方面，革命势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将苏维埃这一宣传口号变为直接斗争的口号，并着手组织工农和手工业者苏维埃。”

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在肯定“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的同时，仍然强调：“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确不〔在〕高涨之中，那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现时，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然而这种宣传现在就应当开始，而且要做得非常得当，非常广泛。”

直到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至此，中共中央就将苏维埃作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形式接受下来，并把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来抓了。

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组织形式开始由农民协会等形式向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转变。井冈山、广州、黄冈、麻城等地的党组织，先后领导工农群众武装建立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这当中，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为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是由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的大王”的彭湃领导创建的；影响最大的则是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由著名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担任。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又称“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样，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制度，就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地方工农民主专政政权的组织形式，转变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雏形时期的一种形态。

中国共产党在1930年代在全国各地建立革命根据地时，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故当时的革命根据地简称“苏区”。从此，“苏维埃”一词作为政权组织形式的名称，由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的条件下进行执政探索时所普遍使用。当时，苏联是世界各国共产党执政的唯一样板，其政权组织形式“苏维埃”也自然被当作典范引进了。对此，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

然而，就以江西苏区而言，群众普遍不知“苏维埃”为何物，这个外来词首先面临的是本土化思维，很多人称之为“苏先生”。把苏维埃称之为苏先生，使之人格化，反映了当时群众的认知水平。又比如在鄂豫皖苏区：“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一件更艰难的事，这个区域的人们大多不知什么是苏维埃政府，他们的了解是相当可笑的。少数知道苏维埃是工农政府，‘苏维埃’这个字是由俄文翻译过来的。有的说到苏维埃政府是共产国际创立起来的，总机关在莫斯科，中国的总机关在江西，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只是一个分机关。”更可笑的，有的猜测着说：“苏维埃就是苏兆征的别号，苏兆征是广州暴动中苏维埃政府主席，因而我们的政府是苏兆征的别号来命名。”另一位则反驳说：“苏兆征同志已经死了，鄂豫皖乃苏兆征的儿子。皇帝死了，便由儿子继承；现在我们的苏兆征主席死了，也由他的儿子‘苏维埃’继承，因此我们的政府叫做苏维埃政府。”

这样，些许的史实在中国百姓固有常识的发酵下，驱使承载外来新思想的外来词，变成了完全另外意义的东西，甚至变得荒唐和可笑。具体说来，由于普通民众对理论知识和外语词汇的无知，外来词经过本土化思维处理后，会产生完全地方化、庸俗化的解读，使脱离外来词本来含义的倾向日益严重。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其中对外来词“苏维埃”的重新认识使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共产国际七大(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5]该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确定了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与人民反帝运动连结起来的方针，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苏维埃存在的方式以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这充分体现了依据形势变化而逐步转变的策略思想，避免了180度大转弯所造成的不利局面。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么，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10]”这意味着政权不再仅仅归属于工农，而应归属于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党派。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对苏维埃的认识突破了原有阶级基础的局限性，从“工农”到“人民”，扩大了群众基础，推动建立了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后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又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2]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1937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取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称号，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即陕甘宁边区政府。^[4]历史至此，“苏维埃”的口号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1948年9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杰出代表的毛泽东，深入浅出地说明了为什么要实行人民代表会议，而不实行苏维埃。他指出：“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6]”

表面上看，从“苏维埃”到“人民代表会议”的转变，好像只是一个名称的简单变动，但这却使得政权组织形式的变革的阵痛相对较小。这种摆脱话语困境、实现制度变迁的策略非常高明，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即将全面执政时话语范式的悄然转型。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从而形成人民代表会议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一词最终完全融入中国政权建设的视野。

仅就“苏维埃”这个外来词而言，不仅从其字面意义上，而且从其内容和策略等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思想，逐步达到实事求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水平迈向一个新的高度。这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我们要倍加珍惜这当中漫长曲折的探索历程，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重温这个历程，能获取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