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集（宋代郭茂倩所著的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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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3-06-19
文化背景
乐府，起源于汉魏时期，最早是指朝廷采集歌谣的府署，后指乐府机关收集或创作的可以入乐的歌曲，乐府诗是这些歌曲的歌辞。再后来，乐府诗的含义不断扩大，包括各个时代的可以入乐的诗歌，包括后人拟作的古题新辞和新题新辞。
在郭茂倩以前就已经有了关于乐府诗的整理，如《汉书·礼乐志》中就已经著录了部分汉代郊庙乐歌,《宋书·乐志》中也保留了不少汉乐府诗，如《宋书·志序》中所说：“自郊庙以下，凡诸乐章，非淫哇之辞，并皆详载。”唐宋时期，乐府这一题材继续发展，有关乐府和音乐理论的书籍数量可观，《旧唐书·经籍志》中就有乐类书籍十八家、二十九部、一百九十五卷，《新唐书·艺文志》中有三十一家、三十八部、二百五十七卷。这些典籍为《乐府诗集》的编纂提供的材料。
此外，宋时整理编纂的文化风气也有利于《乐府诗集》的编纂。北宋时期，由于朝廷的大力支持和文人的积极参与，大规模汇编前代诗文作品成为潮流，如姚铉整理了《唐文粹》，李昉、徐铉等人在政府的支持下共同编撰了《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在这一文化风气的推动下，郭茂倩也参与到了整理工作中，编纂了《乐府诗集》。
个人背景
郭茂倩，德粲,东平人。据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记载，郭茂倩出身大家族，是名臣郭仲褒的孙子。清代学者陆心源在《仪顾堂续跋》卷十四《元椠郭茂倩乐府跋》中也提到了郭茂倩及其家世，他的祖父曾是翰林侍读学士给事中赠吏部尚书，父亲郭源明是嘉祐二年进士,官至职方员外郎知单州军州事。郭茂倩从小生活在文人家庭中，积累了相当的文化素养，因此陆心源说他是“通音律,善篆隶”，在文学和音乐上都很有造诣，这一素养为他后来编纂《乐府诗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内容
《乐府诗集》收录了从汉魏到唐五代的的乐府诗，也包括先秦至唐末的歌谣。全书共100卷，据日本学者增田清秀《乐府的历史的研究》一书的统计，《乐府诗集》共收乐府诗5290首，这些诗分为十二个不同类别：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各类前都有总序，每个曲调前也都有题解，主要叙述该曲调和歌辞的起源和发展。具体内容如下：
名称 | 卷数 | 内涵 |
郊庙歌辞 | 卷一至卷十二 | 祭祀天地、宗庙、明堂、社稷的乐歌，可细分为“郊乐”“宗庙乐”，前者用于祭神，后者用于祭祖。 |
燕射歌辞 | 卷十三至卷十五 | 宴会所用的曲辞，可细分三类：“食举之乐”，天子用于亲宗族兄弟；“大射之乐”，天子用于亲故旧朋友；“燕飨之乐”，天子用于亲各地诸侯。 |
鼓吹曲辞 | 卷十六至卷二十 | 从北方少数民族传人中国的一种音乐，常用短箫饶鼓等乐器，多用于军队凯旋、朝会宴享、道路从行、赏赐功臣等场合。 |
横吹曲辞 | 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五 | 用鼓角在马上吹奏的军乐 |
相和歌辞 | 卷二十六至卷四十三 | 用丝竹相和即管弦乐合奏的歌辞，使用笙、笛、节歌、琴、瑟、琵琶、筝7种乐器，具体分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四弦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和“大曲”九种。 |
清商曲辞 | 卷四十四至卷五十一 | 起源于相和曲辞中的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分为“吴声歌曲”“西曲歌”“江南弄”三部分。 |
舞曲歌辞 | 卷五十二至卷五十六 | 分为雅舞和杂舞两种。雅舞用于郊庙朝会，杂舞用于宴会。 |
琴曲歌辞 | 卷五十七至卷六十 | 奏琴时所歌的曲 |
杂曲歌辞 | 卷六十一至卷七十八 | 兼收各种题材，内容庞杂。 |
近代曲辞 | 卷七十九至卷八十二 | 也叫杂曲，因产生于隋、唐时代，所以叫近代曲。 |
杂歌谣辞 | 卷八十三至卷八十九 | 收录上古到唐代的歌谣、谶、谚语等。 |
新乐府辞 | 卷九十至卷一百 | 唐代的新声 |
体例
分类依据
《乐府诗集》分为十二个不同类别，这种分类方式主要依据三个标准：
一是历史标准。《乐府诗集》十二类大体遵循时代先后顺序，如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等产生于先秦时期，因此排在最前面。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约产生于汉代，清商曲辞产生于东晋、南北朝时期，因此处在中间位置。近代曲辞产生于隋唐。新乐府辞产生于唐代，在《乐府诗集》中排在最后。
二是礼仪标准，使用场合越隆重放在越前面。如郊庙歌辞于祭祀神明、祖先相关，因此放在最开头，燕射歌辞与天子的活动相关，放在第二位，鼓吹曲辞也与朝廷仪仗用乐相关联，因此放在第三位。
三是音乐标准，按照音乐性由强至弱排列。如杂歌谣辞与新乐府辞，两者都不入乐，但杂歌谣辞尚且能够歌唱，与音乐有关，因此放在新乐府辞之前。再如杂曲歌辞，虽曲谱多失传，但前人曾演唱过，因此放在杂歌谣辞前。
编排方式
《乐府诗集》各类别中作品的编排主要有三个依据。一是按功能排列，依据使用场合排列，以祭祀天地祖先为先，次之朝会庆典，再次是行军出行，最后是娱乐欣赏。如舞曲歌辞，先雅舞，用于郊庙朝会，后杂舞，用于燕射。
三是将相同曲调作品排在一起。如《行路难》，将所有题为《行路难》的作品排在一起，并按照时间先后再排列。相近的曲调也集中编排，如《从军中行路难》《变行路难》与《行路难》相近，因此紧随其后。再如《生别离》《长别离》《远别离》《久别离》《新别离》《今别离》《暗别离》《潜别离》《别离曲》等与《古别离》相近，因此排在之后。
艺术特色
情感内涵
《乐府诗集》保存了相当多的乐府诗，这些乐府诗题材各异，表达情感页各不相同。如汉乐府，继承了《诗经》“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思想感情。主要题材有对战争、徭役的揭露和痛恨，如“鼓吹曲辞”中的《战城南》,假托死者之语,描写了战死沙场的士兵的悲惨遭际，表现了对战争的诅咒；有对贫苦生活的绝望和反抗，如《妇病行》《孤儿行》《陌上桑》《东门行》等；有对爱情的歌颂和追求，如“横吹曲辞”中的《上邪》，表现了对爱情坚贞的守望。
南朝乐府民歌多写爱情，南朝民歌中如“吴声歌曲”中的《华山畿》，表达了对至死不渝的爱情的歌颂。北朝民歌中也有爱情题材，如《折杨柳枝歌》，表达了少女对爱情的大胆追求。此外，北朝民歌中也有反映战争和歌颂北方人民尚武精神的，如《折杨柳歌辞》其五，吟诵健儿快马，歌颂了北地男儿的能骑善射和好勇尚武；有反映人民疾苦的现实题材，如《紫蜜马歌》《琅琊王歌》《陇头歌》等；也有描绘独特的北朝风光的，如“杂歌谣辞”中的《敕勒歌》，生动描绘了北方的牧民生活。
抒情风格
《乐府诗集》中的曲辞抒情风格也各不相同。如南北朝乐府，南朝乐府更柔和婉约，北朝更直白豪迈。如以爱情题材为例，“杂曲歌辞”中收录的南朝乐府《西洲曲》写女主人公忆梅、折梅、寄梅，不直写女主人公的相思，而是通过动作和心理的细节刻画，含蓄内敛的表现了少女的心事。北朝乐府中的《折杨柳枝歌》则写到：“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哪得孙儿抱。”直接写出了少女渴望出嫁的急切心情，抒情更直接。
叙述手法
《乐府诗集》收录的作品中使用了各种不同的叙述方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影响。在叙事技巧方面，《乐府诗集》标志着中国古典叙事诗的成熟。《乐府诗集》中收录的汉乐府在叙事时善于选取典型场景，如“相和歌辞”中的《陇西行》，选取妇人操持门户的场景，展现了汉代的市井气息。再如“相和歌辞”中的《艳歌何尝行》，选取一个偶然性场景，写夫妻同行，妻子突然生病，两人不得不中途分手，表现了夫妻分别时的依依不舍。部分乐府诗叙述完整，如《妇病行》，写到了临终托孤、沿街乞讨、孤儿啼索等场面，完整地展现了妇人病重后的各种思虑。再如《孤儿行》，写到了孤儿行贾、行汲、收瓜、运瓜等诸多劳役，体现了孤儿的不幸。
修辞手法上，《乐府诗集》中收录的作品广泛使用了赋、比、兴的手法，对后世文学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以《西洲曲》为例，曲辞中多处使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如“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一句，将衣衫颜色比作杏子，秀发颜色比作乌鸦羽毛。诗中还使用顶针的手法，如“风吹乌臼树,树下即门前”“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栏杆十二曲”，首尾相连，有回环往复之美。诗中多用谐音双关,有含蓄之美，如文中多处使用的“莲”字，谐音“怜”,“莲子”谐音“怜子”,即“爱你”；“莲心”谐音“怜心”,即“爱怜之心”。
语言上，《乐府诗集》中语言精美，形式多样。如《陌上桑》，为了刻画罗敷之美，作者写了各种人见到她的反映，如写老年见到罗敷是“下担捋髭须”,少年则是“脱帽著綃头”，语言呈现出口语化倾向，准确传达出了罗敷之美。
价值
文学价值
《乐府诗集》是现存最完备的乐府诗总集，它广泛收集了历代的乐府作品，尤其是“感于衰乐，缘事而发”的里巷歌谣，是《乐府诗集》的精华所在，如“清商曲辞”中的《子夜歌》，相和歌中的《陌上桑》《孤儿行》，“杂曲曲辞”中的《焦仲卿妻》《羽林郎》等，都为后世流传，极大地促进了后世的乐府题材创作和现实主义作品的繁荣。
此外，从《乐府诗集》收录的各种作品中也可看出古代诗歌的发展情况。《乐府诗集》收录同调诗歌，先收录古辞，其后是后世的模拟之作，列在前面，后人的模拟作品列在后面，便于梳理文学发展的轨迹，如先列出《陌上桑》，后接仿作《采桑》《艳歌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行》等，反映了古辞对后代文人的影响程度之大。
音乐价值
《乐府诗集》根据音乐曲调收录诗歌，也记载了许多古辞遗失但曲调仍存的乐曲，如在“汉横吹曲”中的《梅花落》和“杂曲歌辞”中的《行路难》，便于后世研究，也证明了音乐和诗歌之间的密切关系。
《乐府诗集》也充分论述了各种乐曲的起源、发展和演奏时所用的乐器，梳理了中国音乐的发展过程。此外，在论述这部分内容时，郭茂倩还援引了许多现今已失传的音乐专著，如《元嘉正声仗录》《仗录》和《古今乐录》等，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在中国的音乐史上有极高的价值。
版本流传
《乐府诗集》成书于北宋时期，成书后广为流传，主要流传的版本系统有宋本、元本、汲古阁本三个，此外还有一些校本，对《乐府诗集》的传播起到了积极影响。
宋本
宋本系统主要包括三个版本，一是傅宋本，即傅增湘所藏宋本，现存于国家图书馆。该版本是《乐府诗集》传世的唯一一个卷帙较全的宋本，由宋刊（八十一卷）、元刊（十三卷——卷十九至卷二六，卷九六至卷一百）、影宋抄本（八卷——卷二七至卷三四）三种版本配补而成，内容优于其他版本，在《乐府诗集》研究和传播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是绛宋本，即明末钱谦益收藏的宋本，因藏于绛云楼，故而得名。据毛晋序跋记载，该本与绛云楼一起毁于大火之中，现已不可见，仅能从一些校本中推究原迹。绛宋本刊印晚于傅宋本，由于绛宋本中有较多错讹，其价值并不高。
元本
元本系统仅有一个版本，即至正元年集庆路儒学刻本，该本也是明代至清代《乐府诗集》最通行的版本。从至正年间到明末，该版本经过多次修补重印，现存的至正本大多是明修本。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记载，传世的至正原刻本仅存五个，分别藏于国家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绍兴市鲁迅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和湖北襄阳地区图书馆，皆为残本。明修本传世尚多，中国各地图书馆均有收藏，日本也有藏本。
汲古阁本
汲古阁本是清初以来流传最广泛的《乐府诗集》版本，由毛晋、毛扆父子校订刊印，先后有汲晋本、汲本、汲扆本。该系统的祖本以毛晋所藏的一个明修本为底本，这一明修本存在漫漶、缺页等问题，加上用以对校的绛云楼宋本也有错漏脱讹之处，因此这一版存在着诸多问题。但作为后来汲古阁本的祖本和复原绛云楼宋本的重要依据，在整个《乐府诗集》中仍占有重要位置。
汲祖本印行后即诞生了汲晋本，据研究，汲晋本的刊刻时间应在崇祯已卯（公元1639年）左右。该版本是汲古阁系统内最早刊印的本子，虽然也有很多错误，但仍有重大价值。传世的汲晋本只有两本，一本藏于南京图书馆，一本藏于上海图书馆。
汲本是汲晋本到汲扆本之间的过渡，也是汲古阁刊印《乐府诗集》的第一次校订本。该本修正了汲祖本和汲晋本的一些错误，但同时也沿袭了两本的不少错误。
汲扆本是产生于汲本的基础之上，是汲古阁刊印《乐府诗集》的第二次校订本，主要由毛扆负责校订，该版本修正了前几版的绝大多数问题，并对元本、绛宋本中的讹误进行了校改，是汲古阁本《乐府诗集》中最完美的一本。
校本
冯班校本
该版本出于绛云楼宋本，今藏于上海图书馆。该版本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是复原绛云楼宋本的重要依据，也能与王咸、毛晋的校勘互相参照，便于深入研习《乐府诗集》。
赵均校本
钱孙保校本
陆贻典校本
该版本以明修本为底本，参校了冯校本、赵校本、王咸毛晋校本、钱校本、钦校本等，并以诸校本的底本、诸校本的抄补、嘉靖补版本、汲古阁初刻本等为对校，历经三次校勘修改，在《乐府诗集》的传播和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主要价值包括：完整地保存了冯校；保留了钦校的部分内容，成为后人研究该本的唯一材料；记录了明末清初常熟文人校勘研究《乐府诗集》的情况；展现了明末清初《乐府诗集》版本流传情况；能够帮助研究汲古阁本《乐府诗集》。该版本原书藏于上海图书馆。
劳权校本
学术研究
宋朝研究
宋朝学者多用《乐府诗集》作为编校书籍或考据的参考。如吴曾《能改斋漫录》，是现存最早征引《乐府诗集》的著作；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和周必大、彭叔夏等人的《文苑英华辨证》也多以该书作为参考；严羽的《沧浪诗话》也借《乐府诗集》进行考证。
元朝研究
元朝学者对《乐府诗集》进行了选编，如吴莱《乐府类编》、胡翰《古乐府诗类编》、左克明《古乐府》等，其中前两本已失传，只余《古乐府》。《古乐府》一书沿袭《乐府诗集》旧例，区分出了古歌谣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八类。
明朝研究
明朝学者也多以《乐府诗集》作为编纂书籍的参考材料。如冯惟讷《古诗纪》、徐献忠《乐府原》和梅鼎祚《古乐苑》等诗文总集或选集，在编纂时都参考了《乐府诗集》。一些诗话著作也广泛使用《乐府诗集》，不仅征引原文，也讨论了《乐府诗集》中一些问题，如杨慎的《升庵诗话》认为《乐府诗集》中改张衡《同声歌》的“秋香”为“狄香”是“大谬”。明朝也有不少学者评价了《乐府诗集》的艺术成就，如王世贞的《艺苑卮言》、许学夷《诗源辨体》和谢榛《四溟诗话》等。
清朝研究
清朝学者的著作中也多使用《乐府诗集》，如沈德潜《古诗源》等，大量引用了《乐府诗集》中的诗文；再如冯舒《诗纪匡谬》、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等，借《乐府诗集》进行了考据研究。官修书籍中也多征引《乐府诗集》，如《全唐诗》《佩文韵府》等。
清朝学者对《乐府诗集》的评价也较为全面，如《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乐府诗集》是
当代研究
《乐府诗集》的当代研究主要可以分为文献研究、音乐研究和文学研究。文献研究主要围绕几个重要命题，包括《乐府诗集》的编者问题，代表学者有颜中其，他的论文《〈乐府诗集〉编者郭茂倩的家世》详细考证了郭茂倩的生平；刊刻与版本问题，代表学者如尚丽新，他的论文《〈乐府诗集〉的刊刻与流传》，分析了《乐府诗集》的主要版本；校勘与整理方面，1955年，有影印的傅增湘藏配宋本，由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1979年，有中华书局出版的四卷本《乐府诗集》，199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册校点本；选编分类方面代表学者如喻意志，推究了《乐府诗集》的分类依据；流传方面代表学者如尚丽新，考证了《乐府诗集》在不同时期的流传情况。
《乐府诗集》的音乐研究包括对乐府制度的研究，如王光祈《中国音乐史》、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等；也包括对曲调、流变、音乐特点等的研究，如任半塘的《唐声诗》、王运熙的《乐府诗述论》、王昆吾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刘明澜《中国古代诗词音乐》等。
文学研究指对《乐府诗集》内容、形式、风格的研究，总体性研究成果有罗根泽《乐府文学史》、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杨生枝《乐府诗史》等；专题性研究包括葛晓音师《盛唐清乐的衰落与古乐府诗的兴起》《论李白乐府的复与变》、钱志熙《汉魏乐府的音乐与诗》等。此外，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木兰诗》《胡茄十八拍》《行路难》《蜀道难》等名篇也被学者反复研究，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
除以上三种研究外，也有对《乐府诗集》的跨学科研究，如金乾伟的《<乐府诗集>中的文学与民俗关系研究》，是文学与民俗学的融合。
评价
《乐府诗集》成书后受到历代多位学者的评价，如元代周慧孙，从音乐角度分析了《乐府诗集》的优点，认为它“凡歌词之典雅纯正，曲调之清新靡丽，媟辞俚语，长谣短歌，鲜不该尽。其夫风、雅、颂之变与世代推移，可一览而周知。而骚人墨客操觚弄翰于断烟斜阳之外，亦足以感发其幽情者矣。”《乐府诗集》歌词典雅，曲调清新，风格多样，情感充分。元代李孝光从教化角度分析了《乐府诗集》的作用，认为它承接了古代诗歌的教化传统，是“四诗之续”。明代毛晋从诗歌收录角度评论《乐府诗集》，认为它“采陶唐迄李唐歌谣辞曲，略无遗轶”。
《乐府诗集》也存在不足，如元代吴莱就认为“太原郭茂倩次《古今乐府》，但取标题，无时世先后，纷乱庞杂，摹拟盗袭，层见间出，厌人视听。”即认为《乐府诗集》分类、收诗等方面有各种问题。在分类上，《乐府诗集》的设置确有部分不当，尤其是对唐代乐府诗的分类，按照时间和入乐与否划分，忽略了新乐府独特的讽谕性和时事性，无法彰显新乐府在唐代文学中的独特意义。在收录作品时也有部分误收，如《伤歌行》，属于侧调，但却误入杂曲，再如《石城乐》《乌夜啼》等，本属舞曲，却被收录在清商一类。此外，还有一些不入乐的诗被收入入乐的类别中，也有部分伪作被收录。《乐府诗集》的编排上也有不当之处，如《上留田行》《猛虎行》属于古辞，但却先列了曹丕的拟作，以古辞为注。
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评论较为中肯，既肯定了《乐府诗集》的优点，也承认了其不足之处，优点是“其《解题》征引浩博，援据精审，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每题以古词居前，拟作居后，使同一曲调，而诸格毕备，不相沿袭，可以药剽窃形似之失。其古词多前列本词，后列入乐所改，得以考知孰为侧，孰为趋，孰为艳，孰为增字、减字。其声词合写，不可训诂者，亦皆题下注明。”从征引、体例等角度称赞《乐府诗集》，并说它是“乐府中第一善本”。缺点在于“卷帙既繁，牴牾难保”，即收录作品较多，难免有杂乱失误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