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英（明末清初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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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3-05-17
马士英
明末清初历史人物
代表作《永城纪略》
基本信息
| 别名 | 马瑶草 马冲然 |
| 所处时代 | 明末清初 |
| 出生日期 | 1591年 |
| 出生地 | 贵州贵阳 |
| 去世日期 | 164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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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主要成就
当属福王
诸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挺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阴主之者，废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力持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而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皆然之。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縯祚、礼部员外郎周镳往来游说。
史可法偷偷约见马士英，在浦口与之密谈。
而马士英也有心要立个大功，于是两人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秘密商定出一个两不得罪的折中方案，即放弃福王和潞王，拥立桂王朱常瀛。史可法遂于到达浦口的第二天，写信回南京，提出了拥立桂王，同时由潞王仿照古兵马元帅之制暂时统率兵马的方案。
而盘踞在南京的东林势力，其实只要不是福王朱由崧继位，无论选谁都是不会有意见的，所以他们一接到史可法的方案，礼部就马上准备了各种仪仗，打算出发去广西接桂王到南京继位。
史可法当时心里都是很清楚的，他在与姜曰广私下商议拥立人选时，先曾对“拥潞”一事表态道：“此兵端也！”同时也表明他心里其实很清楚，哪怕就是拥立福王继位，亦无足为患。
拥桂方案
可惜的是，这位握有拥立大权的残明第一重臣史可法大人，在关系到社稷安危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表现有些让人嗟叹。
在他以上言论泄露之后，“拥潞”诸人气势汹汹，舆论大哗，史可法既不敢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据理力争，坦言福王伦序当立、“拥潞”或将开肇兵端，也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站出来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以打消众人对“拥嫡”的疑惧之心，而是畏首畏尾至于“引避不言矣”，最后竟搞出了一个试图两不得罪，不伦不类的“拥桂”方案。
这个“拥桂”方案，一不合伦序纲常，放着崇祯帝的亲堂兄弟不立，却去立崇祯帝的叔叔，虽然大家都是万历皇帝所出，但这样做置天启、崇祯二帝于何地？置福王于何地？驱之亦或杀之焉？因此其本质和“拥潞”并无太大的区别。
二是极度缺乏操作性，比之“拥潞”都不如。潞王朱常淓好歹和福王一样，都近在淮安，几天就可以到南京。而桂王却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广西，一个来回几个月总是要的，到时候只怕这位桂王还没到南京，大顺军或清军早已兵临城下了。
在此一事中，史可法自见识和政治手段上看，虽然有所认识，但优柔寡断顾虑重重，并无一个卓越政治家的决断和魄力，不敢快刀斩乱麻安定局势，以至后来不得不出京避祸，空自丧失重整朝廷的大好时机；在确立国君的问题上，一遇阻力和反对，并无仗义执言之勇气，只求不得罪各方势力。这比之他老师左光斗，还是有些许差距的。
家族成员
贵阳马氏原为淮南仪真（今江苏省仪征市）人，明初，始祖马成自仪真从戎入黔（为马氏入黔一世祖），以功升至指挥使，子孙世袭其职，遂为黔人。六传至马福，为昭勇将军、贵州卫掌印指挥，“握卫符三十年，卫政肃举，晚辞荣学禅，筑精舍键户修持”。马福长子应龙承袭祖职；次子云龙，字翔高，号腾海，“弱冠，为郡之诸生，每试辄高等，数入棘闱，屡蹶”。马应龙科场失意后，携孺人幼子隐居于贵阳城北谷七堡（今修文县谷堡镇境内），其“足不履城闉，口不道世故，家藏书充栋，间于理数、堪舆诸帙一涉猎焉”。卒于万历辛丑年（1601年）十一月，享年六十四岁，甲辰年（1604年）四月四日安葬于起龙山。云龙生有五子：长子禹卿，以军功世袭指挥；次子文卿，隶籍贵州宣慰司，万历乙酉（1585年）举人、壬辰（1592年）进士，官至山西道监御史、巡按广东；三子明卿，隶籍贵阳府，万历戊子（1588年）举人，官任至晋宁知府；四子汉卿，武职把总；五子鼎卿；六子台卿。
马云龙之后，马氏家族重视文教，子孙科甲蝉联，由戍边将门转变为文人世家，成为黔中显宦。明万历年间，继马文卿、马明卿兄弟之后，马明卿之子马士英壬子（1612年）中举人，己未（1619年）成进士。马氏一门三举人、两进士，荣及里闾。同时，马氏与贵阳名门望族顾氏、杨氏、越氏互为姻亲，禹卿之女寿妹，适镇远侯顾成后裔、世袭指挥顾丛新；明卿之女举妹（马士英胞妹），适河南巡抚越其杰；文卿之女，适南明兵部侍郎杨龙友；汉卿之子马士鳌，娶杨师孔之女（杨龙友胞妹）。由此可见，当年马氏家族在贵阳显赫地位。
马士英的二伯父马文卿，《贵州通志》载：“马文卿，字瑞符，贵阳人。万历壬辰（1592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御史，按东粤。以戆直忤时辈被谪，遂不赴铨补，居乡数十年，杜门却扫，绝迹公庭。年八十三卒……”在《明史》王保传中有“蓟三协南营兵，戚继光所募也。调攻朝鲜撤还，道石门鼓噪，挟增月饷。（王）保诱令赴演武场，击杀数百人，以反闻。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时言南兵未尝反，保纵意击杀，请遣官按问。巡关御史马文卿庇保，言南兵大逆有十，尚书石星附会之，遂以定变功进保秩为真，荫子。”文卿在直隶巡关御史任上，与都督同知王保等督修长城一段，写有《游红螺寺》诗一首：“非云非雾亦非烟，夕喷红芒焰触天。山际翠眉呈秀气，潭中螺髻照灵巅。虹霓林麓光遥度，老蜃楼台影倒悬。百丈峰头近百斗，错疑胜地吐龙泉。”后任山西道监察御史，万历戊午年（1618年），应贵阳世家许氏之邀为乡贤许成德墓志书丹。后又任职广东巡按御史，文卿重视《广东通志》的撰修。贵阳甲秀楼建成，黔人思及罢职离黔的贵州巡抚江东之，在楼前为江刻像竖碑，马文卿撰有《江公堤碑记》。马谪官回乡，隐居于林下。
马士英之父马明卿，万历戊子（1588年）举人，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选授华阴知县，辛丑年（1601年）十一月丁父忧回籍守制。居丧届满后，以吏才擢升晋宁知府。在任华阴知县任内卓有政声，参与《华岳全集》的修订编辑工作，“订讹删芜，括聚散逸，图说增饰，厘改典记，曹分类析”，明卿并撰有《重刻华岳全集跋》。后人评述明卿编辑的《华岳全集》为：“可谓详且尽矣，然务为摭实而略于考核。”
马士英堂兄马士升，《贵阳府志》载：“马士升，字君秀，贵阳人，监察御史文卿之子也。性孤洁，不喜与人结。幼为诸生，旋自弃去，客居陕西某县山寺中，一榻萧然，意澹如也。日以篇什自娱。后遇寇，大骂遇害。乾隆中，祀忠义。”《黔诗纪略》采其《时事》诗一首：“时事已如此，杞忧将奈何？可怜蒿作柱，岂止镜为荷。屏迹青山浅，逢人白眼多。此身无著处，行坐一悲歌。”莫友芝传证曰：“布衣承祖父之恬退，清风劲节，光耀里闾。而其从昆弟士英乃干进误国，黄口亦羞，道之若凂。一家之中而薰犹不同器乃如此！惠蹠耕魋，真不可解也。”
马士英子女，见诸史籍的有：长子马銮，次子马锡。马銮其人，《黔诗纪略后编》补编采录马銮诗二十首，并传证曰：“銮字伯和，贵阳人，大学士士英子。国亡后卖卜金陵以死。士英当国，华亭顾在观为杨龙友所引，入士英幕，尝言阮大铖不可用。大铖欲起钩党之狱，在观说伯和泣谏，赖以稍止，是亦能干蛊者。”卓尔堪《明遗民诗》录其诗五十首，并为之传云：“马銮，一作鸣銮，字伯和，贵州贵阳人。壮时值南都新建，执政纷张，进言不听，遂绝仕进。及家国破亡，君子亦深谅之。晚年垂帘白下，有《咏美人》三十六绝句，寓意有在。”马銮曾隐居于姑熟（今安徽当涂县）直至天下安定，清康熙二年（1663年）后应江宁织造曹玺之聘回到金陵，担任曹玺之子曹寅的启蒙塾师。在曹寅《楝亭诗集》中收录有《见雁怀马伯和》《哭马伯和先生二首》诗，从诗文中可窥曹马的师生之谊。马銮约生于明万历末，卒于康熙十六年以前，以其南都建言和民族气节为士林所重。马士英次子马锡，计六奇《明季南略》曰：“（弘光元年三月）十二乙未，史可法自劾师久无功。马士英请荫内官三人，各锦衣千户世袭。阮大铖荐马锡充总兵，仍莅京营。锡即士英长子，以白衣径仕。”作者计六奇将马锡误作“士英长子”。刘廷锡《广阳杂记》记录了其结局：“马锡，士英子也，为禁军提督。大兵渡江，枭首于市。”马士英女婿章尔佩，字灵药，贵阳人，以孝廉仕澄江太守。“弘光时，身在南京，忽思家而归，以此得免”。
马士英的堂妹夫杨龙友，名文骢，号山子，贵阳人。万历戊午年（1618年）举人，诗书画皆擅，堪称三绝，著有《山水移》《洵美堂》诗文集，为明末著名的书画家。《黔诗纪略》采录的诗作中有《送马瑶草北上》《和马瑶草挽羽生鸿怨三首》《寄马瑶草》，可见杨龙友对当年马士英寄予厚望。杨龙友历官华亭教谕、青田知县。南明马士英当国，任兵部职方主事，官至右佥都御史。唐王隆武政权成立，任兵部右侍郎。率部与清军交战，于仙霞岭被俘，不降被戮。其子鼎卿及全家三十六人同时殉难。士英胞妹夫越其杰，字自兴、卓凡、汉房，贵阳人。万历丙午年（1606年）举人，历官夔州府同知、霸州兵备副使。弘光政权时，官至河南巡抚，清军攻入南京时不知所踪。著有《蓟门》《白门》《知非草》《屡非草》等诗文集。冲然（谓马士英）为《屡非草》作有序文。杨龙友、越其杰二人，因与马士英姻亲之故，亦遭时人诟病。
轶事典故
发表言论
马士英曾言：“若辈讲声气耶？虽然，孰予若？予吊张天如（张溥），走千里一月，为经纪其后事也，人谁问死天如也？”他说你们不是讲同气连声吗，你们谁能和我比？我为张溥经营后事，一月奔波千里，那会又有谁和我一样，去这么吊问一个死张溥？尽管张溥是东林巨子、复社创始人，当时东林诸人大多却都急着和周延儒讨论官位，最后一个关系隔了一层的人为他操办后事。
马士英与张溥的关系：原因是阮大铖与张溥交情颇好，崇祯时动用了自己与冯铨的关系，和张溥一起为周延儒复起而奔走，周延儒复出后，阮大铖要求他举荐自己，但周延儒迫于和东林——复社一脉有君子协议，不敢起用“逆案”中人，于是和阮大铖协商，最后阮提出起用好友马士英，于是马士英才被起用。马士英被起用时，尚在戍籍，也就是说他还是个带罪流放者，当时茫然不知这任命是怎么回事，至事后才知此乃阮大铖所为，故对阮感激涕零。而他与张溥的关系就此而起，也因此在张溥死后，为了替其经营后事而一月奔波千里，在此事上可略见一斑。
他对隔了一层的张溥尚且如此尽心，对一手造就了他今日富贵的阮大铖之举荐恩义，当然无论怎么都必定要报的，所以南明时才会努力使阮大铖复出。
有人言：“士英一庸才，不过大铖之傀儡耳！以为执政，犹沐猴而冠也”，这并非事实。
马士英遍历封疆，对实务颇有才干。虽然不是什么奇才，但在明末士大夫们普遍无能的情况下，还是有相当的手段。刘超在天启年间以征讨安邦彦有功，积官至四川遵义（清朝雍正以前遵义属四川）总兵官，坐罪免归，数营复官不得。李自成围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刘超请募士冠协击，乃用为保定总兵官，令率兵赴救。超惮不敢行，宿留家中，以私怨杀御史魏景琦等三家，遂据城反。巡抚王汉讨之，被杀。崇祯朱由检命马士英偕太监卢九德、河南总兵官陈永福进讨。公元1643年四月，围其城，连战，贼屡挫，筑长围困之。刘超在贵州时，与马士英相识，缘旧好乞降。士英佯许之，刘超出见，不肯去佩刀。士英笑曰：“若既归朝，安用此？”手解其刀。已，潜去其亲信，遂就缚。献俘于朝，磔死。时流寇充斥，士英捍御数有功。
后世纪念
马家桥
民国修《修文县志》有：“马家桥，在城（修文县城）东十五里，马腾海建。上倚金钟山，下跨鸡心石流来之水”；“马文卿祖墓，在城东十五里石安寨右侧。文卿，明代官御史”；“马世英祖墓，在修文中南区第五保石鞍寨右侧，有马世英阁老祖墓一冢。形势颇佳，乡人名曰交椅穴”之记载。如今，马腾海所建之古桥——“马家桥”早已损毁，但作为一个大地名却永远地留存了下来。石鞍寨的“马文卿祖墓”、“马士英阁老祖墓”早已难觅踪迹，询之当地村民却一脸茫然。幸有县志确载，否则人们连“马家桥”之来历都难以道明。马家桥、石鞍寨原为明代贵州卫属下谷七堡辖地，即马云龙隐居之所，亦为马氏卜葬家人之“风水宝地”。之后其裔孙迁往贵阳、马家寺等地定居，马氏家族在此销声匿迹。
马士英墓
民国修《贵州通志》记载：马云龙（马士英祖父）之墓在贵阳府城南观风台侧。而郭子章所撰马云龙墓志则指明葬地“起龙山”，也许就是贵阳观风台的前称。观风台，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贵州巡抚毕三才建亭其上，郭子章题亭额曰“观风”而得名。1928年建无线电台于其上，尚存明代马福及其子马云龙墓。后观风山麓辟为住宅区，其亭台、古墓等荡然无存。又据贵阳师专中文系主任刘隆民教授介绍：“在今贵州省老干中心附近，有两个名胜，一个是卢涛的半日山庄，另一个就是马士英墓”。“我曾向马士英的后代贤伟先生打听，他也不清楚，只听说长辈曾去上过坟”，“因马士英被清军杀于福建，其棺难于运行千里到贵阳安葬，马士英墓，无论在贵阳哪里，都可能只是个衣冠墓”。关于马士英传说，如马士英回乡至观风台祭扫祖墓，于山寺中“指认前身”，老贵阳北门城隍庙前，马士英家人曾居住于此，街道得名“一品坊”等等。
马家巷
贵阳城内黔灵西路马家巷，就是马士英的花园宅第。过去的马家巷是一条专门前往马府的死胡同，后来巷子被打通，一头连着毓秀路，一头连着黔灵西路。随着马氏家族的衰落，马府风流早被风吹雨打去，主人后裔不知迁徙何地。
马家寺
马家寺，即今贵阳市白云区麦架镇马堰村马堰寨。道光年修《贵阳府志》载：“马家寺寨，在（贵阳）城北四十里。原名麦架下寨，因万历四十年（1612年）马文卿建寺，更名焉”，“马家寺，在马家寺寨后，有将军殿、金刚台，里人马文卿兄弟建”。据世居当地的顾怀正老人介绍：马家寺，也叫马家祠，是“马阁老”（谓马士英）家的祠堂。这个寨子里，建有家祠的只有顾、马二姓。当年马家有名有势，所以寨子就取名马家寺。在清咸同年间太平天国起义时，太平军入寨，将顾、马二姓的祠堂放火烧毁了。后来，两姓人家再无能力修复家祠。寨子后山马家寺的雕花基石尚有几块，还有遗迹可见。又据自称“马阁老”后人的马尚全家人说，他们的老祖公原来居住在修文马家桥，马家寺是马阁老修建的，家里的人就从马家桥迁入此地居住。在反乱年间，马家几乎被杀绝。原来的族谱存放于祠堂，祠堂被太平军放火烧毁时一同毁掉了。寨子附近还有许多老祖坟，也分不清是哪一代老祖公、老祖太的坟，曾有贵阳等地的马氏人家来这里上过坟。
故乡遗踪
人物评价
历代评价
黄端伯：“马士英，忠臣也！”“马士英不降，拥送太后入浙江，当然是忠臣。”
历史评价
正史说法：壮烈殉国
马士英在弘光朝覆灭后，被南明唐、鲁两王势力拒之门外，马士英于是盘桓于浙江一带，期间多次参与反清战役，直到在江浙一带最强大的抗清势力吴日生的部队兵败后，马士英亦遁入空门躲避清廷缉拿，后因叛徒出卖，被清廷抓获，最终不屈就义。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也对马士英之死有详尽的记录描写：
清实录记载，顺治三年六月二十日，浙闽总督张存任疏报：副将张国勋等进剿太湖逆贼，擒获伪大学士马士英、长兴伯吴日生、主事倪曼青。捷闻，令斩士英，其有功将士，所司察叙”。蒋良骐《东华录》卷五，“（顺治三年）六月，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副将张国勋进剿太湖逆贼，长兴伯吴日生、主事倪曼青俱被获，伪大学士马士英潜遁新昌县山内，都统汉岱追至台州，马士英属下总兵叶承恩等降，并报称马士英批剃为僧，即至寺拘获，并总兵赵体元，令斩之”。马士英在唐、鲁两政权中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他并没有因此就转投清方，而是尽力以抗清的实际行动改变自己过去的不佳形象。清方档案证明，马士英曾经多次参加渡钱塘江攻余杭、富阳以及会攻杭州之役。1646年六月浙东兵败，马士英逃入四明山削发为僧，被俘就义，实属难能可贵。
“士英与长兴伯吴日生俱擒获，诏俱斩之。事具国史······而野乘载士英遁至台州山寺为僧，为我兵搜获，大铖、国安父子先后降。寻唐王走顺昌。我大兵至，搜龙扛，得士英、大铖、国安父子请王出关为内应疏，遂骈斩士英、国安于延平城下。”
注意，马士英之死明明没有任何疑问，东林党人也承认是“事具国史”，却偏偏加一段“野史”，故意写马士英被俘后，大铖、国安父子投降，暗示马士英也同时投降了，随后清廷发现马士英、阮大铖、国安父子有通敌文书，于是才将已经投降的马士英等人杀害。杀害的地点居然是福建延平城（事实上马士英始终在浙江北部，和福建根本风牛马不相及）。
东林党人的流毒也确实有不少人中招，后世一些人人就由此认为马士英确实是投降被杀，如谢国桢先生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直接沿袭投降说，道：“后来士英投降清朝，也被害了。”且不论马士英生前到底是不是大奸臣，但是他已经以自己行动为大明朝英勇就义，我们至少连这一点不能否认，就算马士英再不济，也不能让他在杀身成仁做了烈士后仍让他蒙受不白之冤。
其实为人冤枉的，当时又何止马士英一人。弘光朝覆灭，大臣殉难的有高卓、张捷、杨维桓等，其中张捷、杨维桓是东林党人口中所谓逆党分子，然而二人均在南京城破时自杀殉国。尤其杨维桓，是全家老小一起死节，但是他和马士英一样，在阖家死难殉国后竟然被人污蔑为杀妾潜逃而遭乱兵殴打致死。
野乘之说：寿终正寝
马士英在正史中最后出现是1646年。《明史·马士英传》中这样写道：“南明弘光朝亡后次年，士英与长兴伯吴日生俱擒获，诏俱斩之。事具国史。”而野史记载，马士英逃遁出家，后被清兵抓获降清，但因与明军暗通关系被杀。死后，马士英背负奸臣骂名消失在史册中。
而据马士英研究权威专家、江西省收藏家协会会长陈江先生认为，马士英并未变节降清，也未被杀。他的考证是：南明弘光二年至清顺治十八年约十有六年间，马士英息影；清顺治十八年隐身南昌青云圃道院，康熙五年寿终正寝。
此说无疑给马士英平添了二十多年、在正史野史中不存在的阳寿。这从何说起？陈江先生自言，是在检阅清初民间戏曲的过程中，发现了马士英自南明弘光二年至清顺治十八年约十六年的踪迹的。清嘉庆四年华广生编有《白雪遗音》一书，卷一《马头调·太子逃难》《藏舟》等原剧中写有“马瑶草夫妻双双来救驾，兴起帝王家”的秘史，“瑶草”即马士英的别字。通过多种材料参校互证，陈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期间，马士英亡命赣西新喻，托庇简氏家族；载有这段秘史的《马头调·太子逃难》《藏舟》等戏曲，突破并颠覆了清初官书野乘对马士英史料史实的封锁与屏蔽，与脍炙人口的《桃花扇》唱起了对台戏。
清顺治十八年，一个名叫“马道人”的人出现在八大山人创建的江西青云圃道院。清康熙《青云圃志略·人物》载：“马道人者……年可六十许，肢体雄伟，须眉间，另具一色相。”又清康熙《池北偶谈》卷二十五《谈异·化鹤》载：“康熙初，忽有伟丈夫襆被来宿，貌甚雄奇……莫测也。”寥寥数句，马道人窜伏草莽暂栖方外的末路英雄、乱世豪杰的形象跃然纸上。陈江先生将马道人“讳莫如深”的诗文、偈语，引经据典，以诗、志、史的方式论证这位“马道人”就是马士英。他自认为，“此一论证，不仅扑破了明清官史、稗史诬‘马死’的弥天谎言，亦是管窥马士英晚年政治立场及思想观念演变史的璞玉浑金”。
关于污点
历史上，马士英的一大污点是出任南明弘光皇朝的宰辅后，重用其同年友阮大铖，为时论所不容。阮大铖一朝大权在握，便对讽刺他的复社成员大张鞑伐，或拘捕下狱，或肆意杀害，但根据当时的一些历史资料记载，认为马士英对阮大铖的行为是有所限制的，没有放任阮氏恣意妄为，对江南文士，并非抱敌视态度，对其中一些正直有为之士，有意加以启用；对复社人士更没有赶尽杀绝。
《明史》在《奸臣传》中，将马士英、阮大铖二人交错而写，造成两人关系非同寻常的印象。作为正史，不仅不加考证和辨识地采用大量言无实据、似是而非的传言，而且为世间言南明者必称马阮误国提供了依据。马士英同阮大铖，两人在特定处境之下，结成了诗酒雅集但并非政治同盟的关系。后来，阮大铖助马士英复出之说被渲染传播，而马又不肯在施政时迁就复社东林党人，造成“被对立”的局面，马阮这种关系就被方方面面有意夸大。
贵州省文史馆馆员张祥光先生则认为，马士英在弘光政权中，排挤史可法自掌兵权，最后使弘光朝廷灭亡，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肯定的事，结果“身败名裂”，但“奸臣”这个罪名判得太重了，理由是：马士英始终在抗清，他并没有向清朝“投降”，马士英与史可法等人的矛盾，是南明政权的内部斗争，与“奸臣”罪名不应混为一谈。
清廷诏修《明史》时，原先的东林复社党人将马士英列入奸臣传。康熙十八年，清廷重开史局纂修明史，特旨以礼敦请刘宗周弟子黄宗羲入史局，黄以老病辞，却派出了其高足万斯同、万言叔侄，其子黄百家入局，而万斯同则是《明史》的实际总纂。明史纂修过程中，黄宗羲常与明史总裁等人书信往来，从内容到体例，影响明史的修撰。全祖望曾说：“公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总裁必咨于公。”“至于死忠之籍，犹多确核。”弘光一朝人事，更要特别的关心，因为对马阮的定位、评价，直接关系到亡国的责任、东林复社的历史地位两个大问题。最便捷的解决办法，就是将马阮列入奸臣传，亡国的责任自然就由他们承担，东林复社留在历史上的形象，也就永远是“正人君子”“清流”。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学派”影响极大，三百多年来，没有人敢为马士英说一句公道话，更不要说翻案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安顺姚大荣先生才写了一本《马阁老洗冤录》，铅印出版，公开为马士英翻案。姚大荣是第一个为马士英鸣冤的人，其胆量虽可佩，但姚大荣出于乡谊，把马士英说成完人，遂又走极端。
参考资料
[1]
钱币上的一匹马，预言了明朝的灭亡 · 今日头条[引用日期2021-4-24]
[2]
贵州文库丨这位贵州人，曾保证南疆领土寸土不失……典籍里的先贤故事 · 今日头条[引用日期202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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