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仲友（南宋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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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3-05-23
唐仲友
南宋的官员
代表作《六经解》
为官履历
唐仲友遗像(采自《金华赤松唐氏宗谱》)
唐仲友遗像(采自《金华唐氏宗谱》)
1136年出生与浙江金华。
1154进士，通判建康府。1161年中宏词科，这一科目是进士的增加科，以文辞著称。
1161年十一月担任从事郎，1164年正月初七任满离职，到秘书省担任正字。同年年底，其父唐尧封因为与权臣钱端礼不合，被朝廷罢免。唐尧封离开京都时“馆学为空"，文人士子争相送行。第二年二月，钱端礼兼参知政事，得拦大权，唐仲友被放到湖南南岳庙任职。
1170年，离京五年多的唐仲友回到建康，继续担任秘书省正字，此时王淮已颇有权势，钱端礼失势，侧面反映了唐仲友离职的政治色彩。
1171年任实录院检讨官。
1180年，从信州调往台州，因《信州志》失传的缘故，此间其作为不得而知。
相关记载
唐仲友资料(采自《金华赤松唐氏宗谱》)
唐仲友世系(采自《金华唐氏宗谱》)
先生素伉直，既处摧挫，遂不出，益肆力于学。上自象纬、方舆、礼乐、刑政、军赋、职官，以至一切掌故。本之经史，参之传记，旁通午贯，极之蚕丝牛毛之细，以求见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后世，可见之施行。其言曰：“不专主一说，苟同一人，隐之於心，稽之於圣经。合者取之，疑者阙之。”又曰，“三代治法，悉载於经，灼可见诸行事，后世以空言视之，所以治不如古。”痛辟佛老，斥当时之言心学者。从游尝数百人。
初，晦翁之与先生交奏也。或曰，东莱向尝不喜先生，晦翁因申其意。陈直卿曰，说斋恃才，颇轻晦翁。而同甫尤与说斋不相下。同甫游台，狎一妓，欲得之，属说斋以脱籍，不遂，恨之。乃告晦翁曰：“渠谓公尚不识字，如何为监司。”晦翁衔之，遂以部内有冤狱，乞再按台。既至，说斋出迎稍迟，晦翁益以同甫之宫为信，立索印，摭其罪具奏，说斋亦驰疏自辩。王鲁公淮在中书，说斋姻家也。晦翁疑其右之，连疏持之。孝宗以问，鲁公对曰：“秀才争闻气耳。”于是说斋之事遂解，而晦翁门下士，由是并诋鲁公，非公论也。或曰，是时台州倅高文虎谮之东莱，东莱转告晦翁。案东莱最和平，无忮忌，且是时卒已一年。同甫与晦翁书曰：“近日台州之事，是非毁誉参半。”且言有拖泥带水之意，似未尽以晦翁所行为至当。同甫又曰：“平生不曾说人是非，与政乃见疑相谮，真足当田光之死。”则当时盖有此疑，而同甫亟自白也，是皆失其实矣。文虎小人之尤，殆曾出于其手。然予观晦翁所以纠先生者，忿急峻历，如极恶大憝，而反覆于官妓严蕊一事。谓其父子逾滥，则不免近于诬抑，且伤。且蕊自台移狱于越，备受箠楚，一语不承。其答狱吏云：“身为贼妓，纵与太守有滥罪不至死。但不欲为妄言，以污君子，有死不能也。”于是岳商卿持宪节卒释之，然则先生之诬可白矣。又以在官尝刊荀扬诸子为之罪，则亦何足见之弹事。晦翁虽大贤，於此终疑其有未尽当者。且鲁公贤者，前此固力荐晦翁之人也，至是或以家之故，稍费调停，然谓其从此因嗾郑丙陈贾以毁道学，岂其然乎。丙贾或以此为逢迎，鲁公岂听之。夷考其生平，足以白其不然也。盖先生为人，大抵特立自信，故虽以东莱同甫，绝不过从。其简傲或有之，晦翁亦素多卞急。两贤相厄，以致参辰，不足为先生概其一生。近世好立异功者，则欲左袒先生而过推之，皆非也。
奇闻趣事
唐仲友族谱遗像之一
唐仲友族谱遗像之二
《林下偶谈》卷三《晦翁按唐与正》所记与之有别，但更为具体：“金华唐仲友……居与陈同甫为邻。同甫虽工文，而以强辨侠气自负，度数非其所长，唐意轻之，而忌其名盛。一日，为太学公试官，故出《礼记》度数题以困之，同甫技穷见黜。既揭榜，唐取同甫卷示诸考官，咸笑其空疏。同甫深恨。唐知台州，大修学，又修贡院，建中津桥，政颇有声，而适度于官妓，其子又颇通贿赂。同甫访唐于台州，知其事，具以告晦翁。时，高炳如为台州倅，才不如唐，唐亦颇轻之。晦翁至，既先索州印，逮吏旁午，或至夜半未已，州人颇骇。唐与时相王季海为乡人，先密申朝嫌省避晦翁按章。及后季海为改唐江西宪，而晦翁力请去职。盖唐虽有才，然任数要非端士。或谓晦翁至州，竟按去之足矣，何必如是张皇乎？同甫之至台州，士子奔奏求见。黄岩谢希孟与同甫有故，先一日，与楼大防诸公饮中山上以传之，赋诗有云：‘须臾细语夹帘言，说尽尊拳并毒拳。’语已可怪。既而同甫至。希孟借郡中妓乐燕之东湖，同甫在座与官妓语，酒至不即饮，希孟怒，诘责之，遂相詈之，妓乐皆惊散。明日，有轻薄子为谑词，末云：‘何一时尊酒，重与细论文。’一州传以为笑。”三是朱熹受高文虎迷惑而劾唐仲友，此为《林下偶谈》首主其说，《金华徵献略》则据之发挥道：唐仲友“政声烨然，为同官高文虎所忌，谗于提举刑狱朱熹，劾罢。”四是说唐仲友主苏氏蜀学，而朱熹主程氏洛学，故因学术歧异而生发出朱劾唐之事。《四朝闻见录》上乙《洛学》记曰：“淳熙间，考亭以行部劾台守唐氏，上将置唐于理。王（准）与唐为姻，乃以唐自辨疏与考亭章俱取旨，未知孰是。王但微笑，上固问之，乃以朱程学、唐苏学为对，上笑而缓唐罪。时，上方崇厉苏氏，未遑表章程氏也，故王探上之意以为解。”
年代久远，众说纷纭，我们今日对于朱熹、唐仲友交章互奏之事实在难以论辨是非，亦无需强作解人。不过，透过大量相互间颇有矛盾的说法，尤其是细味朱熹的奏章，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点认识，即：唐仲友识治体、有干才。《金华耆旧补》卷十九谓：“仲友邃于经学，通性命之理，下至天文地理、兵农、礼乐刑政、阴阳度数、郊社学校、井地封野，探索考订，体该本末，一一可见诸用。登绍兴辛未（1151年）进士，复中宏辞科，判建康府。上书累万言，言时政甚切。兴利除弊，政声赫然。”可见，他为学不拘一隅，且更重学以致用。在台守任上，他修路建桥，大兴文教，虽未必做到了“兴利除弊，政声赫然”，却也确实取得了些政绩。但为学驳杂而又重实用实功实利的唐仲友，其为政举措颇有违于朱熹所认同的儒学基本原则之处，如其集资建中津桥本不失为一善举，但该桥既成，他设卡收税，专门拦截过往船只，三日一放，故朱熹在《按唐仲友第三状》中指责其“百端阻节搜检，生出公事不可胜计”。又如，灾荒中，唐仲友尽管也有“发粟赈济，抑拊弱”之举，但他不顾荒年民困的事实，为完成朝廷和户部下达的限时上交税收任务（7）而委派酷吏干官四出坐镇各县刻急催督，更添新税残民，致使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朱熹在赴浙西提举任上目睹台州灾民扶老携幼逃荒的惨景，遂在未入台州界便先写出了劾唐仲友的第一状，斥道：“知台州唐仲友催督税租，委是刻急……急于星火，民不聊生。”因此，朱熹在六道劾章中指责唐仲友的罪状，不少是属实的。当然，朱熹严参唐仲友，也确有如唐有为所说“疾恶太严，所谓偏隘也”之处，如抓住唐仲友以公款刻书及与营妓有染这样一些于节行有亏之事大做文章等等。
参考资料
[1]
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诠 下册 · 中华数字书苑[引用日期2016-1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