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座部（流行于缅甸等地的佛教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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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3-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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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座部佛教，亦称“小乘佛教”。汉译“上座”为“上首”，为“大众”之对称。因小乘佛教以声闻、缘觉二乘为上首，故名。上座部
流行于缅甸等地的佛教类别
基本信息
中文名
上座部
外文名
Theravada Buddhism
师承
果德玛佛陀
别名
南传佛教
基本信息
【上座部】(梵ārya-sthavira-nikāya、ārya-sthavirāh，巴thera-vāda，藏h!phags-pa gnas-brtan-pa、gnas-brtan-pa）巴利语：Theravāda thera意为长老、上座vāda意为学术、学说、观点
简介
从最初上座部分出的十一到十二部，是最广义的上座部。这些上座部系可大别为说一切有部、正量部、上座部等三部。其中之上座部，主要是指传播于印度西方及南方，以迄锡兰的二～三个部派。这是广义的上座部。今日一般所谓的上座部意义更狭隘，意指流行于锡兰、缅甸、泰国、柬埔寨、寮国等南方地区的南方佛教。此系佛教传习巴利语圣典，所以又称巴利佛教；又由于是南方的上座部，所以也称南方上座部。
此狭义的上座部，以锡兰为根据地。相传西元前三世纪中叶时，阿育王之子摩哂陀，从印度本土将佛教传至锡兰。摩哂陀所传播的上座部佛教，甚受当时的锡兰王所喜，而在首都建‘大寺’（Mahāvihāra，大精舍），作为佛教的传播中心。此后锡兰的历代诸王均崇信拥护佛教，至今佛教仍是该国全民性的宗教。
此锡兰上座部也有若干消长，且曾经发生过分裂。西元前一世纪时，婆他伽马尼王（Vattagāmani）建‘无畏山寺’（Abhaya-giri-vihāra），该寺常与大寺发生纷争。在四世纪中叶，纷争达到最高潮，大寺曾被暂时破坏。虽然不久之后，势力重建，但已无往日旧观。此后数百年间，无畏山寺常占优势。在大寺势力衰退之际，只多林寺派（Jetavana-vihāra）于焉崛起，于是锡兰上座部分裂为三派。十二世纪时，锡兰英主波洛卡摩巴乎（Parakkamabāhu）大王致力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从事改革，在佛教方面，则废弃不守戒律的无畏山寺与只多林寺二派，仅保护奖励大寺派。因此大寺派急速兴隆，也逐渐传播到缅甸、泰国、柬埔寨、寮国等国。
缅甸及泰国海岸地区，似乎自古即有传自南印度方面的巴利系上座部佛教。在三世纪前半期译出的汉译《法句经》及《义足经》，其原本似是传自泰国、柬埔寨地区的巴利圣典。十三世纪以后，纯粹的大寺派上座部取代此古老巴利佛教，而传播于该地，因此今日南方地区的佛教，皆属大寺派上座部。
传承历史
公元前三世纪，由阿育王的儿子马兴德长老组成的第九弘法使团把佛教正式传入兰卡。马兴德早年出家，师事摩嘎离补答·帝思大长老学习三藏圣典，博学多闻、戒行精严。在他32岁、12瓦萨（vassa，戒龄，僧龄）时，率领由伊帝亚、伍帝亚（Uttiya）、桑拔喇（Sambala）、跋达萨喇（Bhaddasàla）四位比库，以及沙马内拉苏马纳、般度咖居士一行七人组成的使团，于公元前247年渡海来到兰卡岛。当时兰卡的国王迭瓦南毕亚·帝思（Devànampiya tissa，又作天爱·帝须王，公元前247~207年）和一批大臣首先皈依了佛教，布施御花园“大云林园” （Mahàmegha-vanaya），修筑“大寺”（Mahàvihàra，摩诃毗诃罗）供养僧团。这座大寺日后成为整个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发祥地和弘法中心。接着长老剃度了国王的外甥马哈利特等五十五位兰卡青年，弘法工作进展非常顺利。不久，马兴德长老又邀请他的妹妹桑喀蜜妲长老尼从印度带领十位比库尼来到兰卡，为王后阿奴喇（Anulà）等五百多位女子传授戒法，建立比库尼僧团。佛教迅速普及全岛各地，成为几乎是全民信仰的国教。
在现代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上座部比库们仍然过着挨家挨户托钵乞食、不非时食、住阿兰若、半月诵戒、雨季安居、行自恣法、作咖提那衣等简单朴素的原始佛教乞食制生活，这不正是他们视戒律如生命的修学态度的结果吗？近代佛学者，为了研究整个佛教学说的方便，按照语文分为三大系，即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南传上座部属于巴利语系，因为他们的三藏典籍和许多重要的著作，都是用巴利语写的。除了巴利语系有一部完整的三藏典籍和各种论著之外，其他北传佛教的经籍，绝大部分都保存在我国的汉文和藏文的藏经里。另外一种分法，是所谓大乘和小乘。称汉语系和藏语系中的大乘理论为大乘，称巴利语系的佛教及其他类似的佛教为小乘。但巴利语系的佛教徒则自称为上座部，不接受小乘这样的名称，并且不承认大乘是佛说。原来上座部及其他一些旧部派的比丘们的理想，是遵照佛的弟子或声闻的行径，求证涅槃，使个人解脱。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左右形成一个佛教派别，宣称要遵照菩萨的行径，谋求一切众生解脱，不求现世证阿罗汉，而求未来成佛。自称能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大河之此岸达到菩提涅槃之彼岸，故名大乘，而贬称原始佛教和其他部派佛教为小乘。在《岛史》则称大乘为‘戏论派’，《论事》称为‘大空派’，大寺的僧众称他们为‘方等派’。从大乘和小乘这两个名词本身的概念来看，是包含着自褒贬他之意的。但学术界，为了研究佛学而沿用此名，则无褒贬之意，而是对历史发生发展的事实而作客观的分析。从历史上看，过去大乘和小乘之间的互相对立、争执、排斥的情况是存在而且相当激烈的。内部自相斗争的结果，促使佛教在印度的消亡！这个问题，佛陀生前就曾警告他的弟子说：‘彼人不了悟，“我等将毁灭”！若彼等知此，则争论自息。’（见《法句》第六颂）此颂是佛陀在只陀林针对争论比丘而说，其大意是：那些争论不休的人完全不知道，我们将为此争论所困而走上毁灭之途！如果他们懂得这种危险性，就不会争论了。各国佛教徒的情况已经有所变化，大多数佛教徒都认识到，虽然佛教各派的学术思想有所不同，但都是本着释迦牟尼的言教而各自发展起的，所以大家都愿意互相往来，讲团结，讲友谊。从这方面讲，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在彼此互相友好访问之时，不宜采用‘大乘’和‘小乘’这样可能引起误会的言词，为了加强各国佛教徒和人民的团结和相互尊重，应该称他们为上座部佛教，这是他们一向自称的正确的部派名称。
早期佛教源流
下面讲南传上座部的源流。所有佛教徒共同尊敬的教主释迦牟尼，大约为公元前六世纪的人，他的生灭年代有几十种不同的说法，其确切的年代，无法肯定，这里略举几种比较普通的传说：
（1）依照南方上座部佛教各国传统的说法是：佛灭于公元前544或543年，在1956年，有许多国家举行一次盛大的佛灭二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就是依据这种传说的。所以这个佛灭年代的说法，已经实际为世界许多国家所采用了。
释迦牟尼本人，原是迦毗罗卫国的一位王子，二十九岁出家，三十五岁成道，说法四十五年，八十岁入灭。他所说教的地区，主要是在古印度恒河流域的中游一带。他收了很多男女弟子，建立了比丘和比丘尼僧团。在他寂灭之后的第一年，便由他的上首弟子摩诃迦叶主持，召集了五百长老于摩揭陀国的首都王舍城，在阿阇世王的协助之下，诵集了佛陀生前所说的教法。这次集会把当时诵出的教法分为毗奈耶（戒律）和达摩（法）两大类（律藏和经藏）。达摩被编成五集，即《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及《小部》。这些经典和戒律编好之后，分别付托一些教师传授弟子，使其用口授的方式代代保存下去。佛教史上称这为第一次‘结集’。所谓‘结集’，是合诵或会诵之意，就是佛的弟子们集合在一起，把佛陀所说而当时只有口头传诵并无文字记载的经典，进行一番会诵、审定，系统地把它确定下来。
佛灭之后，约一百年间，比丘僧团仍然按照佛陀所制订的戒律过着原来最简单的生活，基本上是以乞食为主，把佛的教义口授给弟子，弟子们辗转相传，向各地继续宣扬四谛、八正道、五蕴、十二因缘等法，严持戒律，和合相处，不分派别。佛教史上称它为‘原始佛教’时期，亦称为‘早期佛教’或‘初期佛教’。
在佛涅槃一百年后，当摩揭陀国迦罗阿输迦（俗称黑阿育）王在位时，僧团内部便发生了分裂。其主要原因是对于戒律的见解有分歧。据说当时以吠舍离为根据地的东部比丘，实行了一些与原始教规相违背的事，而西部（摩偷罗）的耶舍比丘对此加以反对，并且邀请东西方的七百位长老，在吠舍离举行第二次结集，从人数说名为‘七百结集’，从地点说又名‘吠舍离结集’。这次结集的结果宣布了双方争执的十点是违背戒律的，即所谓‘十事非法’。而东部大多数的僧人却不同意这种决议，因为是这些有地位的上座长老们所决定，大家也无可奈何，只好另外集会一处，也用会诵的方法，另外订正戒律，退出原来教团的主体，自成一派，因为他们人数多，就叫做‘大众部’。这样，僧团就公开分裂成为‘大众部’和‘上座部’两大派，各行其是。此后，佛教僧团形成了更明显的分裂，在四五百年间，分成十八部或二十部。佛教史称这个时期为‘部派佛教’。
佛灭后二百多年，在印度史上最著名的阿育王统治时期，由于国王虔诚信仰佛教，因此便有许多非佛教徒，为了分享这些布施而来参加僧团，其行为放逸，则与佛教的教义相反。结果使那些行为纯洁而真正信奉佛教的比丘，不愿与这些行为不正的人为伍。据说在华氏城的王室寺院中，有七年没有举行过‘布萨’和‘自恣’等宗教仪式。阿育王闻知此事，大为震惊，便邀请目犍连子帝须长老来首都华氏城，帮助净化了僧团，并召集一千位长老，举行第三次结集，会诵出比较完整的经律论主要成分。据说今日存在的上座部巴利语三藏，就是这次大会最后编定的。
这次大会，还曾作出另一项重要的决议，派遣传教师到世界各国去传播佛教。这些传教团，都由一位著名传教师及另外四位长老组成，不但可以传播佛法，还可以建立新的比丘僧团。被派往僧诃罗（今斯里兰卡）的使团，是由阿育王的儿子摩哂陀率领四位长老和一位沙弥，在提婆南毗耶·帝沙统治时期（公元前250～前210）到达该国的。他们传教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使国王以及大臣和人民信仰佛教，建立了比丘僧团，创建塔寺，如著名的大寺等。以后，摩哂陀的妹妹僧伽密多也被派去斯里兰卡，建立了比丘尼僧团，并从佛陀伽耶佛陀坐在树下成道的那株菩提树上折下一枝幼苗带去栽在大寺园内，至今尚存，被视为国宝之一。从此开始，斯里兰卡才有佛教。
摩哂陀传入斯里兰卡的三藏经典，属于分别说系的上座部，但当时仍以传统的记诵方法流传。因为国内有时也发生内乱，使教团中的长老体会到，只依赖某些人用不可靠的生命对记诵的方法来保存经典，是一件冒险的事。由于这种考虑，使长老们于公元前一世纪，伐多伽摩尼·阿巴耶王时（公元前101～前77），在斯里兰卡中部马特列地区的阿卢寺，举行一次重要的结集，由罗揭多主持，五百长老参加，诵出上座部的三藏和义疏，并决定把一向口口相传的三藏经典第一次用巴利文字写在贝叶上保存。这对后来上座部佛教长期流传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斯里兰卡的史学家评说：‘保存印度早已失传的巴利文上座部圣典，是僧诃罗民族对人类文化遗产最伟大的贡献。’（《锡兰简明史》）上座部的史书中认为这是第四次结集。北传佛教记载，约在一世纪，迦腻色迦王时，在迦湿弥罗第四次结集，但南传佛教史书无记载。
佛教传入斯里兰卡之后，建立了僧团，国王把自己的王家公园布施给比丘，改建成著名的大寺，为比丘僧团的中心。在家佛教信徒，皈依佛法僧三宝，遵守五戒，礼拜佛塔和菩提树以表示恭敬佛陀，大约在一世纪时，才开始以佛像作为礼拜的对象。
直至公元前一世纪，比丘僧团都是承认大寺的权威。到了伐多伽摩尼·阿巴耶修建了一座宏大的无畏山寺，献给大寺中的摩诃帝须，他便带领五百徒众脱离大寺去无畏山另立一派。这样，斯里兰卡的佛教史上便第一次分裂为大寺与无畏山两大派。（中略）到了摩诃舍那王建成只陀林寺，献给此派的古哄帝须，他们便以该寺为中心而被称为只陀林派。这样，斯里兰卡的僧团便分成了三派。僧团虽分为三，但都是属于上座部，他们主要的巴利文三藏经典是相同的。然而无畏山和只陀林寺的长老们都各自著有解释经典的注疏，对于经典某些章节的解释，则与大寺僧人所作的注疏有些不同。后来，这些注疏的原作都不存在了，唯有大寺派的思想体系继续流传至今，这和觉音有着密切联系。
觉音是南传上座部巴利语系佛教的一位杰出的著述家，约为五世纪前半时人，出生于北印度佛陀伽耶附近的婆罗门族，在佛陀伽耶一座僧诃罗人建造的寺院出家，于摩诃那摩王时（410～432）去僧诃罗首都阿努拉达补拉，住在大寺，专研巴利三藏和僧诃罗文的注疏，并用巴利文著述了很多书。原来古代僧伽罗僧人，曾用僧伽罗文写了不少注疏，因为其他上座部佛教流行的国家不懂僧伽罗文，所以这些注疏——主要是大寺的作品，‘都被伟大的注释家觉音以律藏和经藏中各种典籍的注疏形式译成了巴利文（《锡兰简明史》）。觉音依据大寺派的传统思想理论，对巴利三藏圣典都写了重要的注释，并写了一部著名的《清净道论》，系统地论述三藏和义疏的精要。他对南传上座部佛教的长期流传是有很大影响的。
上座部佛教在斯里兰卡盛行之后，同泰国和缅甸等盛行上座部佛教的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教徒之间，互相往来，相互学习，相互补救。在斯里兰卡的佛教兴盛时期，把大寺派上座部的学说传播到泰国、缅甸去，到了佛教衰落时期，又从泰国及缅甸把上座部佛教传回来。例如：1361年，锡兰僧王被当时的暹罗国王邀请前往其国建立僧团，他所成立的僧诃罗僧团于以后约二百年中，在暹罗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1425年，有缅甸、暹罗和柬埔寨比丘前来锡兰，学习经教，在迦罗利耶重新受戒。他们回国后，分别在本国仿照锡兰僧团的形式，建立宗教组织。1476年，有一宗教使团从勃固来访锡兰，并有若干缅甸僧人在迦罗利耶受戒。他们回国以后，也建立了名叫僧诃罗僧团的宗教组织（见《锡兰简明史》）。在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斯里兰卡经常遭到外国侵略，佛教也跟着衰弱下去，十一世纪末，曾遣使缅甸，请缅甸僧人去锡兰传戒，重新建立僧团。到十八世纪时，锡兰佛教的宗教形式已等于全部灭亡，塔寺尽成丘墟，连一位正式的比丘都没有了，经典也没有了，这是锡兰佛教史上最凄凉的时期！直至1750年，才遣使暹罗请求派比丘来锡兰传戒，获得暹罗国王的同情，派遣以优波离为首的十名比丘佛教使节团，并抄写了许多上座部的经典，于1753年到达锡兰，当时便有以萨拉能格拉为首的数百人从暹罗僧人受比丘戒，数年之后，便有比丘三千余人。从此重建僧团，重修塔寺，佛教文化又渐渐地在山区里重兴起来，同时这也是斯里兰卡暹罗派僧团的开始。1802年，摩诃格罗瓦·匿纳唯曼罗帝须又从缅甸传入比丘僧团，名为阿曼罗波罗派。1865年，阿般格诃梵多·即陀沙婆再从缅甸传来比丘僧团，名为蓝曼匿派。斯里兰卡虽有三大派僧团，但他们的根本教理并无差别，都是南传上座部佛教。泰国和缅甸等国的僧团也是这样。
对外交流历史
锡兰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和中国的佛教文化交流，很早就有一种特殊关系：约在410年，我国的法显访问了师子国，在无畏山住了两年，他的游记里描绘了当时锡兰的首都、民情和佛教的盛况，为后人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也为锡兰的历史和佛教增了光，很受锡兰人民崇敬。约在434年，有师子国铁索罗等两批比丘尼先后到达中国当时南方宋都建康（南京），为慧果等三百余人授比丘尼戒，在中国建立比丘尼僧团。中国比丘尼于二众中受戒，是从慧果开始的。比丘尼僧团在锡兰传承了一千多年，约在十一世纪而绝迹，此后，南传上座部盛行的国家，至今仍未恢复起合格的比丘尼僧团。觉音于五世纪前期在锡兰用巴利文写的《善见律毗婆沙》，约在五世纪后期，便传入中国，并被译为汉文流通。当时在中国流传‘众圣点记’的佛灭年代说，也是随着这部书传进来的。
前面说过，南传上座部佛教已有四次重要的结集，但据各种史书记载，还有不少次要的结集，不断地修订他们的经典。此外，另有两次很重要的结集。据缅甸的说法，1871年，敏东（或曼同）国王（1853～1878）在曼德勒召开上座部佛教第五次结集，有二千四百人参加，用三年多时间重新校对巴利文大藏经。同时建立了一片塔林，叫古道陀石经院（一说库托道藏经塔库），每座塔里有一块石碑，每块石碑上刻篇佛经，把这次新校对的巴利文大藏经，全部刻在七二0座石经塔上，使佛典得到长期保存。1954至1956年，缅甸政府在首都仰光举行一次上座部佛教史上规模最大的第六次结集，出席者有缅甸、泰国、斯里兰卡、柬埔寨、老挝、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长老比丘二千五百人，根据各国的各种版本，对巴利语的经、律、论三藏典籍，进行了一次非常严密的校勘，并且决定把这次校勘的典籍全部陆续地刊印出来，作为现代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巴利语大藏经新版本。这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各国僧团在现代史上一次通力合作的重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