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起义（1627到1645年发生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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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3-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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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起义是明末农民起义的重要一方。明朝天启、崇祯年间，陕北连年旱荒，农民纷起暴动。李自成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勇猛有识略。李自成约在崇祯二年（1629年）起义，加入了不沾泥张孟存的队伍。在起义的过程中，在牛金星等人的辅佐下，提出“均田免赋”“平买平卖“等口号，获得广大人民的欢迎，散布“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民谣。部队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农民战争中的主力军。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襄阳称新顺王。次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不久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致使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于煤山。是为甲申之变，至此明朝灭亡。一片石战役后，李自成退入北京称帝。满清贵族入关，联合进攻农民军。他迎战失利，退出北京，率军在河南，陕西抗击。五月十七日，李自成在湖北通城县遭到当地乡勇误杀。李自成余部继续抗清斗争。这次起义，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李自成起义
1627到1645年发生的战争
李自成起义是明末农民起义的重要一方。明天启、崇祯年间，陕北连年旱荒，农民纷起暴动。李自成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勇猛有识略。李岩和李自成在崇祯二年（1629年）起义并且提出“均田免赋”等口号，获得广大人民的欢迎，散布“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部队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农民战争中的主力军。
历史背景
纲领政策
起义军起义过程中，针对明朝地权集中与赋税繁重的情况，提出“均田免赋”口号。攻占西安后，又以“贵贱均田”及“五年不征”相号召。在河南等地到处传播“不当差﹑不纳粮”的歌谣。后因“均田免粮”纲领属于平均主义的空想，并未真正实行，只是个别地方官曾经实行过改变封建地权的措施。如山东诸城县令到任之后，即以劫富济贫之说，令产不论远近，许业主认耕；在某些地区大顺地方官府还默许农民进行自发的夺地斗争。起义军亦实行籍没富室政策，以解决军饷，兼济贫穷。李自成初下洛阳，没收福王藩府及宦家巨室存积的粮食和大量金钱，以其中一部分赈济贫民。以后每攻占一个城镇，常采取类似措施。占领西安后，继续以“劫富济贫”相号召。但在这一口号下，劫掠平民﹑殃及无辜之事亦时有发生。起义军还针对地方为考中的举人进士树建牌坊，下“毁坊之令”。
起义军还实行平买平卖，保护工商的政策。这种政策自崇祯十四年占领河南起，始终执行。起义军进北京后，令市民照常营业，不少地区工商业照常进行。山东畿辅运河航行的商船不绝。
起义过程
起义开端
李自成
中原鏖战
不久，自成投闯王高迎祥，为八队闯将，转战陕﹑晋﹑畿南﹑豫楚等地。七年，高迎祥农民军被围困于汉中附近峡谷中，自成重贿明总督陈奇瑜，伪称解甲归农，得脱围困。既出栈道，连破麟游﹑永寿等七县，势力愈强。九年七月，迎祥在陕西盩厔(今周至)战败，被俘牺牲，自成承袭闯王名号，转战于陕南及四川东北部地区。十一年，起义军败于梓潼，被迫出川北上。自剑州(今四川剑阁)入甘肃，又走避宁羌(今陕西宁强)。六月至汉中。是时农民军首领大多败降，唯李自成农民军仍坚持战斗。是年冬，明三边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设伏于潼关原，起义军损失过重，潜伏陕南山区。十二年，避走巴东。十三年二月，自成军又在奉节鱼腹山失利，为避实就虚，乃走大宁(今四川巫溪)﹑竹山，返陕南，再次潜伏商雒山(今陕西商县东南)中。同年，河南省发生严重灾荒，农民纷起暴动。十一月中旬，起义军经陕南商州突出武关，转战河南，农民争附，连下豫西南各州县。不久，文士牛金星﹑宋献策﹑李岩等先后投奔起义军。十四年初下洛阳，杀明福王朱常洵，开仓济贫，声势迅速扩大。此后，三次围攻开封，连获项城﹑襄城﹑朱仙镇﹑郏县﹑汝宁五次战役的胜利，执杀明兵部尚书陕西总督傅宗龙﹑汪乔年及陕督杨文岳等，大败陕督孙传庭。明军主力被消灭，起义军控制河南全省，部众近百万，其它农民军首领如罗汝才﹑袁时中等多归附自成，李自成起义军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主力。
转战失败
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终于投向清军。李自成在北京得到吴三桂降清的消息后，即派明降将唐通率二万骑兵出一片石（今河北山海关北），绕道关外以切断吴三桂退路，并亲率二十万大军于四月十三日北上讨伐吴三桂。清军在接到吴三桂飞书告急后，连夜疾驰，二十一日，清军败唐通部于一片石，随即进入山海关。次日，清军、吴军与大顺军在山海关前对垒，清军统帅多尔衮先命吴三桂军与大顺军交战。两军酣战至中午，正当吴军被农民军包围难以支撑之时，隐伏于阵后的清军精骑突然从吴军右翼全部出击，猛攻大顺军左侧，农民军顿时阵势大乱，一朝溃散，向北京撤退。清军紧紧跟随，在永平（今河北卢龙）再败李自成。
李自成回到北京后，连兵十八营反击尾随而至的清兵，失利。此时，农民军内外交困，形势严峻，李自成无心眷恋北地，于四月十九日在武英殿匆匆登基后便放弃北京，向西安撤退。在大顺军撤退途中，清军先于保定、定州（今河北定县）两挫农民军，接着向山西进攻。大同守将姜瓖投降，平阳（今山西临汾）陈永福被俘。全晋落入清军之手。同时，河北、山东大部分地区也被清军占领。
五月初，清军进入北京后，全国军事形势已呈现四分五裂的局面。清方控制着辽东、畿辅、山西、山东等地区，大顺政权管辖着整个西北和山西、河南、湖广的部分地区，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正在收取四川的进程中，南京的南明弘光政权则统治着整个南部中国。对此，清廷制定了新的军事方针：先“举大兵以收晋豫”，“次第定东南之局”，最后统一中国。清军因而将主要进攻目标转向农民军，对南明政权暂取不战不和的策略。为此，清廷将国都从沈阳迁到北京，宣告清朝是代明而兴的天下共主。
余部抗争
李自成死后，其所建立的大顺政权便很快的分崩离析，其麾下的各大将军带着手下各自为战，企图分散清军注意力，为自己争取苟延残喘的时间，但是最终还是没有逃过被清廷一一剿灭的命运。
大顺军队分裂后，继续转战长江以南，在战斗途中，他们与当时在福建建立政权的唐王朱聿键合作。在朱聿键的帮助下整合人马，成立了一个10万多人的起义军队，史称“忠贞营”，表明了他们对于大顺政权的忠贞，李自成的老婆高桂英也在其中担当重要职位。
但是，此时的天下以不是以前的那个腐朽不堪的政权所统治的了。此时满清大军刚刚攻下北京城，一个新的王朝刚刚建立。攻下北京城的满清大军锐气正盛，裹胁着这股锐气的清军一路以摧枯拉朽之势荡平了中原大地之上的反抗势力。失去依靠的“忠贞营”只好且战且退，转战广西，但由于军士水土不服，使得军中瘟疫横行，导致转战的“忠贞营”非战时损失大幅度上升。
除了外部的军士大幅减员，军中高层内部的矛盾也渐渐扩大，此时的高桂英已经不幸战死，起义军没有了主心骨，各大部将为了争权导致矛盾不断。直到起义军的最重要的一名元老级人物李过去世，军中争权夺利达到顶峰。最终，李过之子，素有“小闯王”之称的李来亨率兵分裂出去，继续与清兵进行抗争，其余部众很快被清兵剿灭。
最后，李来亨的部队在与清朝抗争十几年之后也被剿灭，至此，李自成所有部众全灭。
失败原因
传统观点无原则地推崇农民起义，把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都看作推动历史进步的大英雄。由于李自成的农民军占领京城直接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所以李自成的“业绩”更得到历史学家的推崇。但威名赫赫的李自成只在京城维持了一个多月即迅速败亡，许多学者都为李自成惋惜。哪些错误导致李自成最终成为悲剧人物：
不知道笼络明朝势力，李自成出身于驿卒，在他的头脑中，也许明朝皇室已经完全丧失了正统地位，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他根本不了解，延续了276年的明朝帝王在官僚和百姓中还有很大的号召力。
从宏观历史看，李自成所率领的“贫民起义”势力，与最终推翻了统治王朝的反秦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中的势力根本不同，而与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和清朝后期发生的洪秀全起义颇为相似。唐末黄巢起义尤其与李自成起义的情况相似。虽然黄巢也攻占了唐朝的京城长安并建立大齐政权登基称帝，但他也没能维持政权，而是很快败亡。从表面看，黄巢没能推翻唐朝而李自成却直接推翻了明朝，李自成的成就似乎更大一些，但这完全是由于在东北崛起的满清政权对明王朝也构成致命威胁，崇祯皇帝本人也刚愎自用，不愿意离京避祸以观天下之变。从这一角度看，李自成起义并没有多大特殊的研究价值。
利用公共产品原理，我们可以把历史上“农民起义”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只有贫苦农民参加的起义，称为“贫民起义”；另一类是由社会各阶层参加的起义，称为“社会起义”。“贫民起义”的参加者都是由于天灾迫使他们无法生存，必须用非法的暴力手段“谋生”，所以必须破坏当时的社会秩序。历史上的黄巾起义、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洪秀全起义都是如此。“社会起义”要么发生在由兼并战争建立不久的王朝，例如反秦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要么发生在内部篡位王朝，例如反莽起义。在兼并王朝统治时期，国家各部分的“融合度”较低，皇帝在被兼并地区也不具有多大正统地位，而篡位王朝的皇帝则在全国都不具有正统地位，所以很容易引起社会各阶层（包括官僚、地主阶层的许多成员）的反抗，形成“社会起义”。这类起义的领导者都力图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所以都能够利用原有社会中的官僚地主阶层（阶级）。
“贫民起义”和“社会起义”的最大区别是，在“贫民起义”中地主阶级是支持王朝或直接参加镇压（起义）的，而在“社会起义”中地主阶级却是支持起义或是直接领导起义的。结局当然也截然不同：“贫民起义”总陷于失败，而“社会起义”却总是推翻了原有王朝，建立了新的王朝（有兴趣的读者可在网上搜索文《中国历史循环之谜新解》）。
李自成起义完全符合“贫民起义”的特点，它的参加者都是在天灾打击下无法生存的农民，其行动是破坏社会秩序而不是建立社会秩序。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善于破坏旧世界，但是却无力建设新世界，所以他们的失败就完全是必然的。
贫民起义领袖并不代表历史前进的动力，李自成也毫不例外。李自成的特殊性也许在于，他本人有良好的个人品德——与张献忠相比，他并不是嗜杀成性的暴戾之徒，所以历史资料中多有他得到部下和人民拥戴的记载，官书的《明史》也称赞李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但既然李自成并不亚于刘邦、朱元璋等帝王的个人品质，那么他的失败就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历史条件使然。
没有具体可行的惠民政策是问题的关键。李自成的部队变成土匪兵，当然不会出什么惠民政策。他们想的就是搜尽钱财回陕西过日子！李自成的胜利太过突然，他没有作好统治全国的准备。这些暴民的暂时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明政府的腐败！当时，明政府财政混乱，有些权利的人想方设法的克扣饷银。普通士兵没有饷银，自然不愿意卖命打仗！加上张献忠等牵制了明政府的大部分力量，这才使得李自成顺利攻入北京城。这些暴民被突然的胜利打蒙了，哪里想得到其他。最高统治者李自成的头脑也不怎么清楚！历朝历代，这个时候，应该安抚老百姓，安抚知识分子，安抚那些达官显贵，否则，怎么站得住脚。尤其是知识分子和达官显贵，其影响力不可忽视。李自成忽视的恰恰是这一点，以至于这三种人对于新兴政权恨之入骨！在李自成败退的过程中，没有得到士绅地主的任何支持，所以才一溃千里，最后身死“国”灭。
历史意义
起义军起义过程中，针对明朝地权集中与赋税繁重的情况，提出“均田免粮”口号。攻占西安后，又以“贵贱均田”及“五年不征”相号召。在河南等地到处传播“不当差、不纳粮”的歌谣。“均田免粮”并未真正实行，只是个别地方官曾经实行过改变封建地权的措施。如在某些地区大顺地方官府默许农民进行自发的夺地斗争。起义军亦实行籍没富室政策，以解决军饷，兼济贫穷。但在这一口号下，劫掠平民、殃及无辜之事亦时有发生。起义军还实行平买平卖，保护工商的政策。起义军进北京后，令市民照常营业。山东畿辅运河航行的商船不绝。
所以说从一定程度上讲是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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