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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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3-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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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经济结构问题进行改革，通过调整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改革。此举旨在纠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造、创新等要素的改革。通过改革这些要素，可以实现最优的要素配置，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与需求侧改革相比，供给侧改革更加注重长期效益，强调创新和制度建设，而非短期的需求管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其目的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推动中国经济向着更高水平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2019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发布的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过去一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体经济活力不断释放。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外文名 |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
| 提出时间 | 2015年11月10日 |
| 根本目的 | 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
| 改革要点 | 供给侧结构 |
| 概念提出 | 习近平 |
收起
改革背景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随着人口红利衰减、“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累积、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等一系列内因与外因的作用，经济发展正进入“新常态”。
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出现背离，经济增长持续下行与CPI持续低位运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率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等等。对照经典经济学理论，中国出现的这种情况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滞胀，也非标准形态的通缩。与此同时，宏观调控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资拉动上急而下徐，旧经济疲态显露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生机勃勃，东北经济危机加重而一些原来缺乏优势的西部省区异军突起……可谓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简言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正趋于明显。为适应这种变化，在正视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迫切需要改善供给侧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通过改革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增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存在问题
供需关系
解决供给需求结构性错位，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表象上是速度问题，根子则是结构问题。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问题的“牛鼻子”已经不在需求侧，而是在供给侧。中国供需关系正面临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供需错位”已成为阻挡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障：一方面，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因此，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端、供给侧入手，调整供给结构，为真正启动内需、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寻求新路径。
2003年后，中国央企生产力变革变得很缓慢，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几大行业，亏损面已经达到80%，产业的利润下降幅度最大，产能过剩很严重。截至2015年12月，几大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这几大行业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了70%—80%。
中国供需关系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供需错位”已成为阻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一方面，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体系与需求侧严重不配套，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此外，中国的供给侧低效率，无法供给出合意的需求。因此，强调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供给端入手，调整供给结构，为真正启动内需，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寻求路径。
结构性问题
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问题。这六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叠加，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去有针对性地解决。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低附加值产业、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比重偏高，而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比重偏低。为此，需要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促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需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提供动力；需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去淘汰落后产能和“三高”行业等。
区域结构
区域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人口的区域分布不合理。中国城镇化率尤其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偏低，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大大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此，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推进农民的市民化进程，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区域结构的另一个问题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公平。例如，有些地方享有很多“特权”政策，有些地方发展严重滞后。为此，需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区划体制改革等，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解决不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使人口和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自由流动、优化配置。
投入结构
中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性生产要素投入，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投入比重偏低，导致中低端产业偏多、资源能源消耗过多等问题。为此，必须要加快科技体制、教育人才体制等改革，优化要素投入结构，更多地实现创新驱动。
排放结构
中国排放结构中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排放比重偏高。这种不合理的排放结构导致了资源环境的压力比较大。为此，必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特别是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以及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动力结构
中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特别是过度依赖投资来拉动。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对应着改革、转型、创新）“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要更多地依靠改革、转型、创新，来提升全要素增长率，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分配结构
研究历程
习近平
2016年1月2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201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
2018年12月2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中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
改革内容
如果用一个公式来描述人们口头上所说的“供给侧改革”，那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含义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改革实质
供给方式
供给侧改革实质上就是改革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给方式，也就是改革公共政策的产生、输出、执行以及修正和调整方式，更好地与市场导向相协调，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说到底，供给侧改革，就是按照市场导向的要求来规范政府的权力。离开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谈供给侧改革，以有形之手抑制无形之手，不仅不会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也会损害已有的市场化改革成果。
供给结构
从中国中央政府“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改善供给体系的供给效率和质量”等明确表示看，供给侧改革就是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市场所需供给约束为标准的政府改革。从供给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看，无论是削平市场准入门槛、真正实现国民待遇均等化，还是降低垄断程度、放松行政管制，也无论是降低融资成本、减税让利民众，还是减少对土地、劳动、技术、资金、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供给限制，实际上都是政府改革的内容。
改革角度
从中国政府改革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可谓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时间里最深刻的一次政府功能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多方面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使产业、企业的自然活力非受限于作为公共政策供给方的政府约束。
改革重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居于制度创新之首的，应当是政府管理经济、社会方式的创新
具体表现在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管住、管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严格规范政府的行权方式，做到廉洁、高效、透明、公正、公开，一方面优化合法经营、公平竞争、高度法治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和规范，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诸多系统性、基础性问题正在浮出水面，进一步深化改革不仅需要决心与勇气，更需要改革的系统设计与专业化的技术解决方案。政府在这方面可以作为的空间还很大。最重要的是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行政干预上多做“减法”，把“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同时切实履行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等基本职责。
2.深入推进财税改革，形成政府与公民、中央与地方之间稳定的经济关系以及规范的政府财政管理制度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两年来，财税改革的力度很大，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推进财税改革的外部环境正在变得现实而严峻。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改革既要兼顾与其他改革之间的协调配合，自身更要向纵深推进，需要啃下多个“硬骨头”，如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改革、中央与地方事权改革、地方收入体系重构、预算管理基础制度建设、PPP等。这些都是十分复杂而牵动全局的改革，但对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
在“管住权”“管住钱”的同时，还要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以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对要素市场进行全面改革，以真正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全面释放经济社会活力。
具体内容
调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实供给基础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威廉·配第的这一论述，第一次从经济的角度，概括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人口既是需求基础，也是供给基础。就当下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决策而言，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实供给基础的关键，是奠定中国经济调整转型和发展进步基础的关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对于激励生产要素和公共产品供给，释放供给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挥着重要的微观管理和宏观调控功能。2015年以来，中国城镇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去库存化和“后土地财政”的压力和挑战，农村则开始进入三权分置改革和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的试点阶段，推动城乡土地制度改革的合力基本形成，长期滞后的土地制度改革有望加速推进。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市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单一到多元，不断发展壮大。20世纪80年代，中国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以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为主。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基本框架为主。2002—2008年进入以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为特征的金融改革与发展新时期。中国金融正处于市场化、国际化和多元化的阶段，面临着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局面。从国内来看，金融作为最重要的要素市场之一，由于改革不到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金融抑制，需要加以改革。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开辟供给空间
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但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要素红利渐行渐远，投资驱动风光不再。“十三五”时期中国要继续发挥经济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促进供给质量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与劳动力、土地、资本、科技创新一样，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对世界历史横、纵两个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内涵与制度质量是影响甚至决定一国经济长期绩效最重要的因素。中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问题都可深入到体制机制层面上找原因，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刻不容缓。
构建社会服务体系，推进配套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增进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区域、产业、制度、产品等多个方面的竞争力。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还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构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即为其中之一。
一、中国经济增长正面临“五力”约束
1.区域发展、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直接影响区域竞争力的提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产业的总体创新能力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对产业结构竞争力形成抑制作用
中国处于加速工业化，并向知识社会转型的重要节点。然而，几乎所有传统产业都出现危机，国有企业行政性垄断较为突出，产业网络化创新程度较低，知识扩散和共享机制不健全，市场主体活力不足，投资意愿不强，市场主体对经济的预期由乐观转向观望甚至悲观，严重影响了z国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进一步转向知识文明的进程。一些传统禀赋优势在逐步丧失，必须要寻找一条新路来优化生产方式，让技术创新成本更加“低廉”，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3.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进入攻坚期，束缚经济转型升级的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制度结构竞争力亟待提高
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仍然得不到正确处理，政府在对待处理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时，仍然怀着“管控”的思维，而非树立平等的“合作关系”，政府对市场、社会的干预较为严重。企业、社会主体在开拓市场、配置资源时，第一时间不是想到“找市场”“找需求”，而是“找政府”，通过强大的政府之手来实现既定目标。
4.改革开放将进入新阶段，仍需要多方探索，供给侧管理与对外开放新格局有机融合的方式，构建面向全球的利益共享结构，提高利益结构竞争力
改革目的
改革措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二者相互配合，协同发力。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宏观政策提出的具体要求，释放出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的重要信号。
世界经济和贸易低迷、国际市场动荡对中国影响加深，与国内深层次矛盾凸显形成叠加，实体经济困难加大，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2015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通过加强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以结构性改革促进结构调整，实施稳定市场的有效措施，新的动能加速孕育形成，就业扩大、收入增长和环境改善给群众带来不少实惠。在此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功不可没。
产业政策要准，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
近年来，中国整体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正加快向第三产业主导的形态转变。然而，在产业结构表现出显著改善的同时，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一方面，第三产业的提升潜力仍然十分大。与欧美等发达国家70%以上的第三产业比重相比，中国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仍然较低，还不到50%。另一方面，中国工业体系中传统工业较多，新兴产业的增长难以弥补传统工业的萎靡，内部结构矛盾十分明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为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指明了方向。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明显改善，整体水平提升明显，服务领域不断拓展，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金融业与房地产业成为拉动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传统服务业占第三产业比例下降，金融保险、计算机服务、物流配送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社会化养老、休闲旅游、社区服务等新型服务业越来越受到关注。
微观政策要活，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潜力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微观政策要活”。如何做到灵活的微观政策？就是要通过完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者潜力，放活政策做活微观经济，充分释放生产消费活力和内部增长潜能，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微观经济是经济形势的“晴雨表”、发展的“推进器”，放活微观政策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积蓄发展新动能的现实需求。做活微观、提质增效对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微观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不竭源泉。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市场活力没有得到充分激发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对市场主体干预得太多。因此，实现“微观政策要活”政策目标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加快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要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基本思路，将该放的放下去，将该管的事管好，将该服务的服务到位，真正做到“放水养鱼”，激活微观经济。
1.增强经济领域简政放权力度
简政放权应避免各类部门“一刀切”，向经济领域适度倾斜。另外，简政放权应更加重视从企业生产经营全流程角度进行整体部署、全方位为企业松绑，避免各种抓大放小、抓实放虚、我抓他放等行为对改革红利的抵消，切实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
2.简政放权应向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倾斜
政府应该从两个方面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扶持，一是降门槛，加快清理不必要的证照和资质、资格审批，给小微企业更多的“出生证”；二是优服务，在财政、金融、人员培训、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对小微企业倾斜，给小微企业适当地“喂点奶粉”，切实让新注册的800万小微企业尽可能地活下来，并以此带动“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
3.通过社会领域简政放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社会领域的简政放权也不能裹足不前，而要齐头并进。一是要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的准入限制，鼓励民间资本为政府“补位”，加大教育、养老等社会领域的投入力度；二是要对社会领域的各种评比、达标、认证、收费事项进行全面评估，该保留或下放的进行保留或下放，其余的则应尽可能取消，最大限度为企业“松绑”，切实降低市场门槛；三是转移支付制度改革要跟上，使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积极性跟随中央步伐进行简政放权，为避免社会领域的“中梗阻”、打通“最后一公里”提供有力的支撑。
改革政策要实，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
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需要保持和增强战略定力，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加快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部署，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培育一大批改革的促进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最大程度地释放改革的新红利。
全球经济仍然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不稳定因素较多。走进新常态的中国正面临着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和新挑战。在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增长出现减速趋势，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特殊时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包容、不可持续等矛盾依然非常突出，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每一项任务，担子都不轻，所面临的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化解产能过剩风险、增强结构调整动能、释放创新驱动潜力、保障民生期盼等重点问题，依然需要通过切切实实的改革来加以推动。可以说，不深化改革，发展就难有活力、难有成效、难以可持续；不深化改革，存在的问题就可能更严重，甚至不能完全排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改革过去、现在都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改革依然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动力和关键一招。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行稳致远，必须培育千千万万的改革促进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坚决破除各种利益的藩篱和体制机制的弊端，充分释放改革新红利。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思路，必须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社会政策要托底是其中之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化解过剩产能等，必然会影响部分群体的就业和收入，但这是必须要过的槛，必须要经历的阵痛。所以要更好发挥社会政策稳定器的作用，守住民生底线。特别是要把重点放在兜底上，要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务，为结构性改革创造好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
1.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实行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财政保障政策。公共财政应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小型微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倾斜，财政支出逐步向民生倾斜，加大对困难群体的扶持力度；实行支持和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充分发挥其在吸纳城乡劳动力就业中的作用。完善和落实促进大学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优惠政策；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的金融支持政策。要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加大支持自主创业力度；实施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多形式就业的扶持政策。通过优惠政策和就业服务，扶持劳动者自谋职业、自主就业。
2.要努力推进重点、困难群体就业
切实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群体就业工作。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就业工作的首位。鼓励支持高校毕业生通过多种形式灵活就业。继续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工作；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要加紧消除流动就业的制度壁垒，进一步完善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劳动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同时，要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和工作保障制度，确保就业困难群体随出现随援助随就业。推进各类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做好妇女就业工作。
3.加强配套措施改革
一要全面提高就业能力。要加强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技工院校示范校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和现代技工教育培养体系。重点支持急需紧缺行业技师培训，加强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强就业培训，加快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健全完善社会化职业培训网络。二要提升就业服务能力。要加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体系。全面实行就业失业登记身份证识别系统，建设城乡人力资源基本数据库。要加快形成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促进就业和配置人力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建设，促进信息资源共享。三要加强劳动者的保护措施建设。健全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推进企业改善劳动条件。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提高小微企业与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履约质量。扩大集体合同制度覆盖面，提高集体协商的实效性。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加大对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市场的监管力度，全面推进“网格化、网络化”管理。全违法行为预防预警和多部门综合治理机制，有效处置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要努力实现企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式，主要是从增加有效制度供给、增加有效技术供给、增加高质量产品供给方面着力。
第一，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增加有效制度供给。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有没有活力和动力，关键在市场主体。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关键在深化改革，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经济结构的调整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释放经济主体的活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决破除制约发展活力和动力的体制机制障碍。
一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的精神，全面完善产权、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
二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政府要最大限度减少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加快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形成竞争性市场体制。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去干。
三是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性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消费、投资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第二，通过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加有效技术供给。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谓“全要素生产率”，通常也叫作技术进步率，是衡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指标。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着眼，立足于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就是要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各国的创新实践表明，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最活跃的创新单元，政府需要为企业从事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增加有效技术供给。
一是要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强化原始创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二是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三是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四是完善风险投资体系，发挥金融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创新中的支持作用；五是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促进产业升级，发挥创新驱动在提高企业供给质量与效率方面的引领与支撑作用。
第三，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增加高质量产品供给。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因此，强调供给结构的调整，并不意味着忽视需求。相反，下一阶段的供给结构调整，必须围绕消费需求的转型升级而展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居民消费结构出现新一轮升级转换，更多转向“个性化和多样化”消费，中国经济进入消费主导型的时代。如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成为经济发展新的空间所在。要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稳定国内有效需求，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要努力满足最终需求，提升产品质量，加快教育、育幼、养老、医疗、文化、旅游等服务业发展，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能力。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投资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扩大投资的重点在于加大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社会评价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更多地发挥好企业和个人的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把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制定好，给企业和市场相对稳定的预期，提高其积极性和创造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多次呼吁，各国务必落实结构性改革，提高国家长久竞争力和风险抵抗能力。
“十三五”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重大突破，应争取更大力度“放水养鱼”，激发社会资本创新创业活力，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消除服务业与工业要素价格差异，同时加快推进以优化结构、提升质量为基本目标的教育改革，推动教育结构与经济发展需求和消费需求相适应。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十三五”时期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在需求结构上，要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在产业结构上，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服务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带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产业；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建设生态文明紧密结合起来，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升级发展。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参考资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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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新闻报道-人民网 ·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引用日期2022-1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