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霜帝国（欧亚四大强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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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3-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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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霜帝国是一个古代位于中亚地区的强大帝国，其国祚从公元55年开始，到425年灭亡。它的巅峰时期在127年到180年之间，其疆域从今天的塔吉克斯坦一直延伸到里海、阿富汗及印度河流域。 贵霜帝国的主要宗教有印度教、佛教和祆教。它与罗马、安息帝国和汉帝国并称为亚欧四大帝国。贵霜帝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大月氏人的迁徙，他们原本居住在河西走廊一带，后来被匈奴人打得很惨，可汗也被杀死，头骨被匈奴人做成了酒杯。大月氏人逃往中亚，建立了五个游牧小国。到公元一世纪，其中一个叫做贵霜的小国统一了其他小国，建立了贵霜帝国。 贵霜帝国对中亚地区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作为一个连接东西方的桥梁，促进了文化、经济和宗教的交流。这个强大的帝国在古代世界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中亚地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贵霜帝国
欧亚四大强国之一
历史
崛起
贵霜帝国由大月氏（dàyuezhī）五翕侯之一贵霜翕侯部落建立。
2世纪初的贵霜帝国
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初，月氏人游牧于河西走廊西部张掖至敦煌一带，势力强大，为匈奴劲敌。约在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汉使张骞至其国，以后往来渐密。国内分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高附五翕侯。
帝国建立
在公元前后，大月氏所设的五个翕侯之一的贵霜翕侯逐渐强大起来，大约在公元24至25年，贵霜翕侯丘就却灭掉了其他四个翕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这标志着大月氏统一国家的形成。公元45年，丘就却不再称翕侯，而改称"大王、王中之王"，或"最高王中之王"，贵霜王朝建立起来。贵霜王朝建立之后，丘就却于公元50年左右开始了一系列的对外扩张战争。向东，他把领土扩展到兴都库什山以南，占领了犍陀罗和呾叉始罗（Taxila，也译塔克西拉）。向南，从安息手中夺回了原属于大月氏高附翕侯的领地高附；他还攻取了濮达（Puskalāvatī，可能是指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帕罗帕米萨德）和罽宾，到公元65年左右扩张战争基本结束时，丘就却建立的贵霜王朝已经是中亚的一个大帝国了，史称贵霜帝国。
丘就却去世的75至76年的两年间，贵霜处于无王状态，陷入了内乱之中。在刻于公元76年的迦拉万铭文中没有提到任何一位贵霜王。76年以后，准确地说在公元78年，统治贵霜王朝的是索特·麦加斯。因为，在呾叉始罗公元78年的银册铭文中，他的称号是"大王、王中之王、贵霜天子"，并且他已经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在发号施令了。由于他从来不在王号后具名，所以他被称为"无名王"。他发行的钱币在今坎大哈、喀布尔河谷和旁遮普等地出土，钱币上有用讹误的希腊文书写的铭文，铭文称呼他为"王中之王、伟大的救世主"。他发行的钱币上铸骑士图像，这表明索特·麦加斯可能是月氏游牧统治家族中的一员。在他统治期间，他与康居联姻结盟，也与中国交好，曾协助东汉班超平定疏勒、击败莎车。公元90年，他恃功向中国东汉王朝提出娶汉公主的要求，在遭班超拒绝之后，他派一位名叫谢的副王领兵7万前往西域攻打班超的军队，班超见敌众我寡，于是采取坚壁清野、闭门不战的策略，谢攻班超不下，四处搜掠又无收获，粮草出现问题。班超推断谢会向龟兹求援，就派兵埋伏在前往龟兹的要道上，果然不出所料，谢的求援士兵全被杀掉，并将首级悬示给谢，谢大恐，自知已无出路，便派使者向班超请罪，请求生还，班超同意。从此，贵霜与中国东汉王朝保持友好关系，"岁奉贡献"。索特·麦加斯的统治大约结束于公元104年。在他之后，阎膏珍继位为王。
阎膏珍在位时对外积极扩张，使贵霜王朝发展为中亚的大帝国。在他执政期间，印度境内的罽宾等国反叛，他趁机进攻印度，占领了今印度的旁遮普、信德、卡提阿瓦和马尔瓦，甚至马土拉等地，整个印度河流域处于贵霜的控制之下。阎膏珍可能还到了恒河上游的北方邦。贵霜势力所到之处，原塞种人等建立的小国悉数被吞并。在巴克特里亚、喀布尔、旁遮普以及中印度的阿拉哈巴德和贾巴耳普尔都发现了阎膏珍的钱币，说明当时阎膏珍的统治确实到达了上述范围。
鼎盛
公元1世纪60年代，贵霜已统治索格狄亚那、巴克特里亚、喀布尔、呾叉始罗、犍陀罗、罽宾，可能还有西旁遮普。其后，无名王阎高珍（索特·麦格斯）时期，贵霜向西扩展至赫拉特，控制了整个河中地区，并羁縻了康居和大宛。
贵霜人石像
183到199年，胡毗色伽二世在位期间，对中亚的控制减弱，康居、大宛摆脱羁縻，呼罗珊、花剌子模也脱离贵霜统治。衰败迹象已经显露。
衰亡
至公元4世纪，东印度的笈多帝国兴起后，再次统一北印度。这时西北印度贵霜诸王公的残余势力，便处于笈多帝国的控制之下。北方的嚈哒对大月氏贵霜残部攻击，贵霜从此一蹶不振。在大夏故地的大月氏人仍保持独立，后来（至公元5世纪）不断受到嚈哒（白匈奴）的侵犯。大月氏在大夏（今阿富汗境内）的残余小国，一般认为在公元425年为嚈哒所灭。现代印度贾特人是他们的后人。
经济
商业
贵霜的贸易相当发达。一方面，贵霜国内各个农耕文明区以及游牧地区之间存在着活跃的贸易，谷物、水果、手工艺品和武器等被运往游牧地区，毛皮、牲畜、纺织原料、肉类和乳品等销往农耕文明区。在国际上，因丝绸之路穿越贵霜，贵霜商人扮演了一个中间商的角色。他们南下南亚，东进中原，西经安息入罗马帝国，把东方的丝绸、香料和各种奢侈品运到印度和罗马，把罗马人的武器运到东方，中国则从中亚获得了葡萄、蚕豆、石榴、番红花、核桃等。
迦腻色伽一世金币
手工业
贵霜的手工业和商业因其中转站的地理位置而尤其发达。手工业主要有制陶金属加工、纺织和珠宝加工。金属加工中以武器为大宗。货币铸造相当发达，其铸造方法和风格，既有希腊人的遗风，也有印度和中亚的特色，其铸币一般正面为国王半身像，反面为神像，且有一段铭文。
农业
贵霜帝国，在中亚的大河流域出现了集中开垦的农田，灌溉网络普遍得到发展，有些灌溉渠长达100公里以上。在费尔干纳盆地，形成了扇形灌溉系统。修建水渠的技术此时也有改进，原来宽而浅的水渠被窄而深的水渠代替，甚至上陡峭的山坡上也能开凿水渠。在一些缺乏灌溉条件的地区，人们修建小型蓄水池。在种植大麦、葡萄之外，甚至可以种植稻谷。
畜牧
在不适宜种植农作物的地区，人们饲养牛、绵羊、山羊、马和骆驼。当地的马尤为著名，汉武帝为获得大宛的汗血宝马，不惜劳师动众，派贰师将军李广利两次远征。在一个贵霜时期的遗址中，马骨占了动物骨殖总量的20%。
宗教
迦腻色伽崇信佛教。贵霜帝国佛教迅速传播，丘就却、迦腻色伽都是佛教的赞助者。迦腻色迦信奉大乘教派，从此印度佛教以大乘为主。两汉三国时，外国僧人半数以上来自贵霜领地，他在首都建立起极其壮丽的寺院和佛塔。中国东晋高僧法显巡礼印度时曾亲眼看到过这些雄伟的建筑物。他慨叹地说：“凡所经见塔庙，壮丽威严都无此比。”在迦腻色伽时期，传说在迦湿弥罗（又译为罽宾或湿婆，即克什米尔）曾举行过佛典的第四次结集。胁尊者召集500高僧，世友为上首。经这次结集，使经、律、论三藏各成10万颂，共960万言。当东印度佛教已不是那么兴旺的时候，西北印度的富楼沙却成了佛教的中心。
迦腻色伽虽然崇信佛教，但并不排斥其他宗教。在他的钱币的背面可以看到希腊的、苏美尔的、埃兰的、波斯的和印度的神像。这一方面反映了他对宗教的兼容并包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所统治的帝国是广大的。贵霜帝国的建立，为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来往和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也正体现了佛教的包容性。
文化
贵霜地处东西方交通要道，而且贵霜帝国出自文明水平不高的游牧部族，加之境内又有各种文化传统、宗教信仰迥然相异的民（种）族，这就为东西方文化在其境内融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融合希腊、印度传统的犍陀罗艺术即产生、发展、成熟于贵霜时代。贵霜的文化艺术和建筑对中亚有很大影响。犍陀罗艺术于魏晋时期沿丝路传入中国。
贵霜帝国的建立，打开了南亚与中亚之间的屏障，为佛教的东传创造了有利条件。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地方当为于阗（今中国新疆的和田市）。于阗位于塔里木盆地南道的中心，为中西交通的要道。
据《洛阳伽蓝记》和《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大约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已有迦湿弥罗的高僧毗卢折那来此传布佛法。佛教最早传入中国中原地区，是在西汉末年。据《魏书·释老志》所记，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有大月氏王使伊存来长安口授佛经。
东汉以来，有不少大月氏、安息、印度和康居等国的僧人东来中国传教。相传最早来中国的印度高僧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他们在大月氏受汉使的邀请，同来洛阳，住在白马寺，并在这里编译出《四十二章经》。这是最早的汉译佛经。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流传，魏晋以来，中国的僧人赴西天取经者也日益增多。至南北朝时代，佛教在中国开始盛行。著名的佛教三大石窟——敦煌、云岗和龙门，就是从这一时代开始开凿的。它们至今仍为世界闻名的佛教雕刻和绘画艺术的宝藏。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僧徒，各就所学，建立学派，为隋唐佛教全盛时期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
君主
赫拉欧斯（1年～30年）
丘就却（30年～80年），首位贵霜皇帝（45年～77年）
阎高珍（80年～105年）“无名王”索特尔·麦格斯（意为“伟大的救世主”）
阎膏珍（105年～127年）
迦腻色伽一世（127年～147年）
婆湿色伽（151年～155年）
胡毗色伽（155年～187年）
韦苏提婆一世（191年～最少至230年），贵霜王朝最后一个君主
迦腻色伽二世（226年～240年）
Vashishka（240年～250年）
迦腻色伽三世（255年～275年）
韦苏提婆二世（290年～310年）
Chhu（310年?～325年?）
ShakaI（325年～345年）
Kipunada（350年～375年）
由于过去历史学家不能解读佉卢文，而各国的史料的内容又有矛盾，所以，过去一直都未能就贵霜王朝的各个君主整理出一个有系统的列表出来。
考古研究
国内常见的贵霜帝国历史简介多取材于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主编的《世界古代史》，但该书编纂时1993年于阿富汗发现的腊跋闼柯铭文（RabatakInscription）尚未出土，故国内常见的简介内容大多不符现今国际史学界的主流认识。
这些差异主要集中在王表方面，腊跋闼柯铭文是迦腻色伽一世即位后第一年成文，明确了迦腻色伽一世之前三任贵霜统治者的姓名为：
KujulaKadphises（丘就却）
VimaTakto（阎膏珍）
VimaKadphises（无通用、公认的汉译名，中文维基百科译为阎珍）
同时还明确了他们三位与迦腻色伽一世（KanishkaI）的传位都是父传子。在该铭文出土前，学界对贵霜统治者的认识几乎全部来自于中国古籍《后汉书》和出土的贵霜帝国古钱币，如《世界古代史》中所述，第三位国王VimaKadphises的统治未被发现，迦腻色伽一世被推测为阎膏珍时期的印度总督，这些错误观点在腊跋闼柯铭文出土后已被澄清；同时，铭文出土前还曾有一位发现了其铸造的钱币，但在王表中没有位置的国王”SoterMegas“，2011年南开大学的杨巨平教授也撰文《”SoterMegas”考辨》，提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综上，贵霜帝国历史资料存在很多差异很大的地方，这些疑义基本都可以追溯到93年出土的腊跋闼柯铭文上，读者须注意鉴别所读材料的写作时期，注意勘误。
考古发现
2012年10月，位于古丝绸之路东路北段上的宁夏西吉县因雨水冲刷，出土了17枚经初步鉴定疑为古贵霜帝国的铜币。出土的钱材质为铜，圆形无孔，一面是文字，一面有牛等图案。这是宁夏第一次发现该币种，中国国内只有新疆曾有发现。贵霜钱币采用希腊打压法制造，质地有金、银、铜等材质。钱币正面往往以文字、人物与图案设计并重，形制千姿百态，形状近似圆形或椭圆形等；钱币背面常常是"贵霜化"了的希腊、伊朗和印度诸神。由于采用打压法制造，造型多欠规整。铜质币可能因年代久远，流通磨损，氧化锈蚀等原因大多品相相对稍差。新疆楼兰遗址及和田地区曾出土发现数十枚贵霜钱币。
贵霜与月氏关系的考古学观察
确认了西迁中亚后的大月氏所遗留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和分布范围后，厘清古代月氏与贵霜的关系就成为必须面对的新课题。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贵霜人是月氏人的分支，贵霜帝国是由月氏人建立的。
一、追迹西迁中亚的月氏
西北大学考古学术团队在中国境内的甘肃、新疆等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开展了持续多年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确认古代月氏人的故乡“敦煌、祁连间”不在河西走廊而在以东天山为中心的区域。进而在此基础上，确认东天山地区约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2世纪期间分布的游牧文化遗存应该是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从2009年起，该项研究工作从国内延伸到国外，从东天山延伸到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部的西天山。寻找和确认西天山地区分布的古代月氏文化遗存，厘清古代月氏与大夏（巴克特里亚）、贵霜、康居、粟特的关系成为新的课题。
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组成中乌、中塔联合考古队，在西天山地区开展了持续多年的大范围系统区域考古调查。在此基础上，选择若干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科学精准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和进展。
中乌联合考古队于2015年—2016年发掘了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西南的撒扎干（Sazagan）遗址，共发掘5座小型墓葬、一座大型墓葬和一处石构房址，确认其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游牧遗存。从墓葬形制、埋葬习俗、随葬品组合等方面看，撒扎干的发现与哈萨克斯坦西南部、乌兹别克斯坦北部和中部的锡尔河、泽拉夫善河流域过去发现的一批古代游牧人的墓葬文化特征基本相同，应属同一考古学文化。从年代、分布区域和文化特征看，它们应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康居有关。撒扎干的考古发现还告诉我们，撒马尔罕盆地南缘、西天山北麓是古代康居的势力范围，古代月氏人的遗存应该在更南的区域寻找。
2016年秋，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西天山以南的阿姆河北侧支流苏尔汉河流域再次调查过程中，于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州拜松市拉巴特村发现一处被当地居民盖房取土破坏的墓地。
2017年—2018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对拉巴特1号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了94座小型墓葬。除被破坏较严重、无法辨识形制的6座墓葬外，其余为竖穴墓道偏室墓59座和竖穴土坑墓29座，并在一座墓的墓道内发现一具被肢解的女性骨骼。这批墓葬的葬式均为仰身直肢的单人一次葬；男性个体多随葬短剑、箭镞、削刀、带扣、牌饰等武器及工具，并有双耳罐、高足杯等陶器；女性个体多随葬具柄镜、手镯、戒指、耳环、发带等金银铜铁首饰，以及大量玻璃、费昂斯、蚌贝、玛瑙、水晶等组成的串饰，也有双耳罐、高足杯、单耳杯等陶器。
拉巴特墓地的发现，与20世纪50—90年代苏联考古学家在塔吉克斯坦西南部的图尔哈（Turlhar）、阿鲁克陶（Aruktau）、贝希肯特Ⅳ～Ⅶ号（BeshkentⅣ～Ⅶ）、考库姆（Kokkum）、克希洛夫（Ksirov）等墓地，土库曼斯坦东南部的巴巴沙夫（Babashov）墓地，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的阿伊尔塔姆（Ayrtam）墓地等处发现的文化面貌相同。墓葬地表构筑圆形石围或封堆，以竖穴墓道偏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为主，多为仰身直肢的单人一次葬，均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品。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包括拉巴特墓地在内，这类遗存的年代范围可确认为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至公元1世纪前半叶。
这类遗存主要分布于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部的北巴克特里亚地区河谷平原周边的山前和丘陵地带，墓葬形制、埋葬习俗均不见于巴克特里亚地区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而与中国新疆东天山地区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2世纪期间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面貌相似。
二、贵霜与月氏关系的考古学观察
从已有的考古资料看，巴克特里亚地区在西方古代文献中被称为“千城之国”，仅在阿姆河北岸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苏尔汉河河谷平原区域，已发现的青铜时代至中世纪的城址就达百余座。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俄罗斯、法国、日本等国考古队在该区域围绕古代城址开展了大量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其中卡尔查延（Khalchayan）、达尔弗津特佩（Dalverzin-Tepa）、铁尔梅兹（Termez）等古城遗址的发掘，为研究苏尔汉河河谷平原区域早期贵霜（即月氏统治下的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特别是在卡尔查延遗址，发现了宫殿、神庙等高等级建筑遗迹，精美的建筑装饰构件，以及彩绘人物雕塑和表现战争、狩猎、王家生活场景的壁画等。发掘者认为，卡尔查延古城始建于希腊化时期，在早期贵霜时期进行大规模扩建并成为这一时期宗教、文化和政治的中心。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苏尔汉河流域发现的从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的文化遗存最为丰富，且两个时期文化连续发展的脉络清晰。因此，可以认为苏尔汉河流域是早期贵霜人的主要活动地域。
以往的考古工作侧重于古代城址遗存，与城址同时期的墓葬发现和发掘很少。在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的考古发现中，目前仅在铁尔梅兹、卡姆普尔特佩、达尔弗津特佩、亚兰格杜什特佩（Yalangtush-Tepa）等古城遗址附近，发现了少量地面式龛室墓。这类墓葬被称为“纳乌斯（Nauc）”，分布于河谷平原农业区域内的古代城址和要塞附近，出现于公元前2世纪晚期，部分沿用至公元4世纪。该类墓葬墓室为用泥砖构筑带券顶的龛室式，单室或多室。墓室内人骨凌乱缺失，埋葬形式应属多人二次迁入葬。随葬双耳罐、高足杯等陶器，以及少量贵霜钱币和装饰品。发掘者认为这种埋葬形式受到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是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河谷平原农业区的典型墓葬之一。这类墓葬从早期贵霜时期沿用至贵霜帝国时期，代表了贵霜人长期沿袭的一种文化传统。
分布于河谷平原地区的这类地面式龛室墓遗存，与分布于山前、丘陵区域的以拉巴特墓地为代表的地下式偏室墓和竖穴墓遗存，在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同时存在，且随葬陶器的形式、组合基本一致。过去不少学者根据这两类遗存的共时性和陶器的相似性，将它们视为同一文化，认为它们都属于早期贵霜或贵霜人的墓葬。
在典型农业地区，古代农业人群大量使用陶器并普遍制作陶器。因此，将陶器作为区分和确认不同考古学文化和研究同一考古学文化发展演变的典型器物，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游牧人群不会像农业人群那样大量使用陶器，他们会更多地使用易携带和不易碎的金属器、皮具和木器。同时，由于技术和原料的限制，他们也很少制作陶器。游牧人群通常使用农业人群生产的陶器，这种现象已经被东天山、费尔干纳盆地等地区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这两类遗存在分布区域、墓葬形制、葬式葬俗、随葬品组合及其所反映出的经济形态、文化传统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差异。结合历史文献可以认为，以拉巴特墓地为代表的遗存，应该属于以游牧为主的月氏人；而地面式龛室墓，则属于以灌溉农业为主的贵霜人。两者是同时存在、联系密切但又属于不同人群的文化遗存。从考古学文化上将月氏和贵霜的遗存区别开来，对于厘清月氏与贵霜的关系意义重大。
三、深掘贵霜文化的内涵
从已知的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看，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巴克特里亚地区人群构成复杂，河谷平原农业区至少存在巴克特里亚原住民、印度移民、波斯后裔和希腊后裔等来源不同的人群。除了反映琐罗亚斯德教信仰的遗存外，还存在大量反映希腊宗教、印度宗教信仰的遗存。因此，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的墓葬不应该只有地面式龛室一种形式，还应该有其他埋葬形式。
从巴克特里亚地区已有的考古资料可知，除了在青铜时代的遗址附近发现和发掘了同时期的大量墓葬外，河谷平原内分布的早期铁器时代、波斯帝国时期、希腊化时期、早期贵霜和贵霜帝国时期的墓葬均很少发现。
为填补这一空白，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过去很少做工作的苏尔汉河河旁二三级阶地上开展了持续的调查、勘探工作。2018年至2019年，在苏尔汉河上游东岸三级阶地上发现了一处古代大型公共墓地——谢尔哈拉卡特（Serkharakat）墓地。该墓地位于苏尔汉河州乌尊市谢尔哈拉卡特村，东距著名的卡尔查延古城遗址约2公里，经勘探确认该墓地现存分布面积约5万平方米，是目前在苏尔汉河流域发现的青铜时代以后规模最大的古代墓地。
考古队2019年春季对该墓地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共清理38座墓葬和15座灰坑。资料显示该墓地使用年代跨度较大，包含青铜时代直至中世纪的遗存，其中以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的墓葬为主，包含15座竖穴墓道偏室墓、4座竖穴墓道端室墓和6座斜坡墓道端室墓。这批墓葬与以拉巴特墓地为代表的遗存相比，随葬品显得较为匮乏；陶器形式相同，但器形普遍偏小且多无使用痕迹，具有明显的明器特征。墓葬形式多样，葬式葬俗中单人一次葬、单人二次扰乱葬、双人一次和二次扰乱葬共存。这样的现象真实反映了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河谷平原区域多个人群、多元文化的历史，与以拉巴特墓地为代表的游牧人群的墓地内墓葬形式、葬式葬俗等相对单一的文化面貌形成鲜明对比。
2019年冬季，中乌联合考古队继续沿着苏尔汉河上游东岸进行系统考古调查，发现和确认了提什克特佩（Tishk-Tepa）、契纳尔特佩（Chinar-Tepa）、库尔干特佩（Kurgan-Tepa）、卡拉伊尔特佩（Karayl-Tepa）等包含贵霜时期遗存的遗址。其中库尔干特佩和契纳尔特佩属于首次发现。联合考古队对保存较好的契纳尔特佩进行了测绘、勘探和小规模发掘。
契纳尔特佩是位于苏尔汉河东岸河旁台地边缘的一座小型城址，中心为凸出地面的高台，顶部由两个平面呈矩形的台基组成。北侧台基略大，高约15米，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60余米。南侧台基较小，高约10米，东西长60米、南北宽50米。中心城址东、北侧的平台上有突出地表的房屋基址，初步判断整个遗址区面积约10万平方米。在遗址区内采集了早期贵霜和贵霜帝国时期的钱币以及大量高足杯、双耳罐、陶钵等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的典型陶器标本。从居址采集的土样中浮选出稻米和葡萄种子碳化遗存，经加速质谱测年的年代范围分别在公元前45年—公元85年和公元前85年—公元75年。
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址南、北两侧的台地上发现两处公共墓地，已探明40余座墓葬。在北侧墓地发掘了一座残存的墓葬。该墓葬仅存墓室底部，四壁用泥砖平铺砌筑，墓室内散乱堆积大量人骨，出土了带有熏烧痕迹的陶片和少量玻璃珠饰。经鉴定墓室内至少埋葬了4个个体，并且人骨残缺不全，均为二次迁入葬。根据墓葬形制和埋葬习俗判断，该墓葬是被破坏的地面式龛室墓，为贵霜人的典型墓葬。采集自该墓葬内人骨标本的测年数据显示的年代范围是公元前20年—公元130年。调查勘探发现，墓地内除已经确认的地面式龛室墓外，还存在地下式的端室墓、竖穴土坑墓等形式的墓葬。
契纳尔特佩贵霜时期城址和多种类型墓葬的同时发现，在巴克特里亚早期贵霜和贵霜帝国时期考古的历史上尚属首次。这样的发现，为探讨贵霜聚落空间布局、墓葬特征及多元文化面貌提供了更全面的考古资料。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考古新资料，并参照东西方古代文献和考古出土文献的记载，可以认为：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至公元1世纪前半叶，北巴克特里亚地区河谷平原周边的丘陵、山前地带分布的以拉巴特墓地为代表的遗存，在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上，与中国古代文献所记大月氏西迁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历史相合，应该是大月氏留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同时期北巴克特里亚地区苏尔汉河流域河谷平原地区分布的以卡尔查延、达尔弗津特佩等遗址为代表的农业文化遗存，虽与周边的游牧文化遗存关系密切，但却是经济形态和文化特征完全不同的人群。这类遗存在经济、文化、政治方面都继承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的传统。因此，可以认为，这类遗存是大月氏统治下的早期贵霜的考古学文化，贵霜人是希腊-巴克特里亚遗民的一部分，并不是月氏人的分支。其后的贵霜帝国延续的是早期贵霜的文化传统而不是月氏文化，建立贵霜帝国的应该是贵霜人而不是月氏人。
欧美各国以及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丝绸之路考古研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和学术成果，占有着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和研究主导权。但是，西方学术界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关键区域中亚地区的考古研究，多站在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关注古代波斯、希腊、斯基泰等对中亚的影响。西北大学考古学术团队以古代月氏文化为切入点的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站在东方的视角研究古代中亚，并挑战国际学术界的一些主流观点。目前，他们正在通过多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完善证据链条，力求使全新的研究结论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