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朝鲜半岛历史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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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3-05-18
高丽
本词条是多义词，共17个义项
朝鲜半岛历史政权
高丽（918年－1392年），又称高丽王朝、王氏高丽，是朝鲜半岛古代国家之一。公元918年，泰封君主弓裔部下起事，拥立王建为王，935年合并新罗，936年灭后百济，实现了“三韩一统”。高丽都城为开京（今朝鲜开城）。国土大体上相当于今天朝鲜半岛中南部，11世纪中叶后以千里长城与辽、金为界。西北在12世纪的高丽睿宗时期达到鸭绿江沿岸，东北在高丽末年的恭愍王时期扩张到甲州（今朝鲜甲山郡）、吉州（今朝鲜吉州郡）一线。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 高丽 |
| 人口 | 约210万（12世纪初） |
| 别名 | 丽 |
| 起止时间 | 918年～1392年 |
| 面积 | 约190,000平方公里（139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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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号
高丽太祖王建为何定国号为高丽，在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一般认为，高丽国号取自东北亚古国高句丽的简称，高丽成宗时期的大臣徐熙曾明确表示：“我国即高勾丽之旧也，故号高丽”。这可能跟王建曾经服事的弓裔打出的“高丽”（史称后高句丽）旗号有关。但是除了袭用名字与一部分疆土重叠外，高丽王朝（王氏高丽）本身与高句丽（高氏高丽）几乎没有直接关系。高丽时代的阿拉伯商人将此名称传播到欧洲世界，韩国的英文名“Korea”就是高丽英文名“Goryeo”的变形。
高丽时代的一些场合下，人们会冠以上国名号作为全称，见于史料的有“有唐高丽国”、“有晋高丽国”、“有（大）宋高丽国”、“有（大）元高丽国”等称谓，不过臣事辽、金时则无此习惯，单称“高丽国”。
有观点认为高丽国号取自“山高水丽”一语的缩写，但可能只是后人附会而已。
历史
建国形势
高丽建国前形势
新罗的碎片化造成了各处豪族割据自立的局面，后三国只是当时朝鲜半岛中南部较大的三个势力，半独立的中小豪族更是不计其数，高丽王朝的开国之君——王建就是出身松岳（今朝鲜开城）地方的豪族。根据高丽王朝后来的说法，王氏家族的父系祖先（曾祖父）是微服东游的唐朝某帝王或皇族（有唐肃宗、唐顺宗十三子、唐宣宗等说法） ，该李唐皇族与出自白头山的圣骨将军虎景的曾孙女辰义（追封贞和王后）结合，生下了王建的祖父作帝建（追封高丽懿祖），作帝建又与西海龙王之女（追封元昌王后）结合，生下了王建的父亲龙建，后经求法唐朝而归国的道诜和尚指点，以王为姓，名隆（追封高丽世祖），并在第二年生下了王建。此等传说固然荒诞不经，但有人认为王建的确是华人后裔。
896年，王隆以松岳郡归顺割据铁圆（今韩国铁原郡）的军阀弓裔，被弓裔封为金城太守，时年20岁的王建则被弓裔命令在松岳筑城，并受封为城主，开始崭露头角。897年王隆去世，901年弓裔称王，自居高句丽报德王后裔，定国号为高丽，史称后高丽或后高句丽（904年改国号为摩震，911年改国号为泰封）。王建是这个政权最重要的将领之一，他在与后百济的作战中屡次胜利，受到弓裔的重用，于913年被任命为百官之首——侍中。弓裔猜忌好杀，导致众叛亲离，918年7月25日（阴历六月十五日），泰封骑将弘述（后被王建赐姓名为洪儒，以下三人同）、白玉（裴玄庆）、三能山（申崇谦）、卜沙贵（卜智谦）发动兵变，拥立王建为君主，国号高丽，年号天授，大多数官民当即表示归附。弓裔闻讯逃走，途中被民众所杀。翌年正月，王建将都城从铁圆迁到自己的“龙兴之地”——松岳，改称开州（后称开京），从而巩固了高丽的基础。
前期风云
王建缔造高丽国之际，新罗已经彻底没落，而王建采取扶持新罗的对外政策，后百济的甄萱则是王建的主要劲敌。对于其他割据一城、尚未臣服的豪族，王建“分遣单使，重币卑辞，以示惠和之意” ，并通过联姻等手段逐渐将诸多豪族笼络到自己的麾下。在高丽与后百济长期的拉锯之中，高丽逐渐占据上风，以930年古昌（今韩国安东）的瓶山之战为分水岭，高丽开始对后百济转入攻势。933年王建接受后唐册封，开始使用后唐年号，获得了来自中国的支持。935年后百济内乱，甄萱被儿子甄神剑废黜，不久后投奔宿敌王建。同年新罗国王金傅归顺高丽，新罗都城金城被王建赐名为庆州。936年秋，王建亲征后百济，在一利川（今韩国龟尾市）大破神剑，取得决定性胜利，神剑也在不久后投降。王建终于完成了三韩一统的大业。
高丽敬天寺石塔
如果说王建在世时尚能以其恩威驾驭功臣豪族，那么等到他体弱多病的儿子惠宗王武继位时，这种政治平衡就动摇了，终于引发各方势力的火并，即945年的“王规之乱”。通过平定王规之乱而上台的定宗王尧也是太祖王建的儿子，他倚重从叔王式廉，试图迁都西京，触动了功臣豪族的既得利益，到949年被弟弟光宗王昭取代。光宗是高丽王朝地位最重要的君主之一，他即位八年之后，开始将高丽政治的“无为”全面转化为“有为”，颁布“奴婢按检法”，实行科举制度，制定百官公服，伴随这些王权强化政策的则是对功臣豪族势力的大清洗。通过光宗的铁腕手段与政策，高丽的王权得以大为稳固，为将来进一步的社会整合和秩序构建铺平了道路。
975年，光宗死去，儿子王伷继位，是为高丽景宗。景宗在位时中止了光宗的大清洗，安抚豪族势力，同时确立田柴科制，奠定了中央集权体制的经济基础。981年，景宗临终传位于堂弟王治，是为高丽成宗。成宗亦是一位不亚于光宗的有为之君，他引进了中国唐宋典章制度，建构起中央集权体制，同时设十二牧，开始向地方派遣流官，经济上规定租税法，文化上设立国子监，实行“以儒治国”的方针。可以说，高丽的国家体制到成宗时才正式成形，开国之初割据各地、半独立的豪族演转变为拥有高贵稳定地位、同中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贵族，并与王权构成平衡，这是建立在数代君主努力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
高丽刚步入成宗所制定的轨道发展下去的时候，就进入了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这个时期始于993年冬天的契丹入侵，高丽通过徐熙出色的外交谈判使契丹撤军，还获得契丹所赐的鸭绿江以东之地，但所服事的对象由宋朝转变为契丹。997年，成宗死去，传位给景宗的儿子王诵，是为高丽穆宗。穆宗在位时，母后千秋太后皇甫氏摄政，其姘夫金致阳专权，造成朝政紊乱，金致阳甚至企图将他与千秋太后所生的私生子奉为新君。1009年，穆宗欲立太祖王建的孙子王询为储君，以抵制金致阳的阴谋，为此召镇守西京的康兆入卫，不料康兆不仅杀了金致阳，还连着穆宗一起废黜杀害，拥立王询为王，是为高丽显宗。消息传到契丹，刚亲政的契丹圣宗耶律隆绪便决定兴师问罪，东征高丽，康兆战死，开京被契丹占领并付之一炬，显宗王询南逃罗州。契丹虽然占领开京，却不断遭到高丽军的骚扰，在高丽立足不稳，所以在得到显宗亲朝的承诺后撤军。显宗回到开京后即以有病为由食言，拒绝入朝契丹，同时恢复和宋朝的宗藩关系，重新使用宋朝年号。契丹则要求高丽在国王亲朝和归还江东六州中二选一，又修浮桥于鸭绿江上，在东岸建保州等城（今朝鲜义州），引起高丽强烈不满。双方冲突越闹越大，到1018年爆发了第三次高丽契丹战争，高丽军在姜邯赞的指挥下取得龟州大捷，重创契丹军，契丹只好放弃对江东六州和国王亲朝的要求，高丽也暂时不过问保州问题，在1022年恢复了和契丹的宗藩关系。
中叶治乱
结束了与契丹的战争后，高丽进入了长期和平稳定的时期，因此显宗被视为高丽的“中兴之主”。德、靖二宗时，围绕保州问题，高丽与契丹关系再次紧张，为此高丽修筑了千里长城，其后由于高丽的让步而很快恢复了和平状态。1046年，高丽文宗王徽继位，此时不仅高丽内部安定繁荣，而且对外与契丹（辽朝）和睦相处，与宋朝恢复邦交，与日本实现往来，被誉为高丽的黄金期。文宗在位37年之久，随后的顺、宣、献三朝大体维持守成局面。
高丽时代建筑——礼山修德寺大雄殿
1122年，睿宗去世，儿子王楷继位，是为高丽仁宗，由于仁宗年幼，外祖父李资谦辅政，庆源李氏的势力再次膨胀。李资谦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仁宗，实现了庆源李氏和王室的第四代联姻，他本人则被封为朝鲜国公，位极人臣，严重威胁到高丽的王权。这种矛盾终于在1126年爆发，先是仁宗近臣欲铲除李资谦及其亲家拓俊京却失败，导致宫阙被焚，仁宗差点要禅位给李资谦，李资谦不接受，但仁宗遭到软禁。而后仁宗成功离间了李资谦和拓俊京的关系，通过拓俊京扳倒李资谦，翌年又除掉拓俊京，恢复了王权。然而，仁宗接下来所重用的是出身西京的和尚妙清与朝臣郑知常等人，他们极力鼓动仁宗迁都西京，甚至称帝建元、北伐金朝，引起了以金富轼为首的旧贵族的不满。仁宗最终没有接受妙清的建议，妙清遂于1135年在西京起兵，国号大为，年号天开，仁宗派金富轼讨伐，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西京方面时降时叛，最终还是被金富轼武力镇压，高丽的社会秩序又重新稳定下来。
武人当国
妙清之乱平定以后，高丽的文官贵族势力继续发展，可以说到了畸形化的地步，继仁宗而立的高丽毅宗王晛被称为“太平好文之主”，但他和文臣们却极少顾及武臣的感受与利益。事实上，武臣对重文轻武、文武差待的不满已达到极致。1170年，文武矛盾终于总爆发，以郑仲夫、李义方、李高为首的武臣在毅宗所巡幸的普贤院发动政变，大杀文臣，挟持毅宗回开京，旋即废黜，另立毅宗之弟高丽明宗王晧，建立起武臣政权。
武臣政权前期（明宗在位时期）是高丽内部最混乱的时期。首先，被武臣剥夺既得利益的文臣自然对武臣政权不抱好感，除了被杀的大批文臣外，还有不少弃官归隐的和仰武臣政权的鼻息而苟且偷生的文臣。一部分文臣举兵反抗武臣政权，如1173年的金甫当之乱和1174年到1176年的赵位宠之乱，此外还有开京僧侣起兵，这些叛乱都遭到武臣政权的血腥镇压。地方民众的反抗也此起彼伏，这些人民起义主要集中于南方，故被称为“南贼”，一些“南贼”还打出了复兴新罗的旗号。开京在1197年还发生了私奴万积发动奴隶起义的图谋，喊出了“将相宁有种乎”使三韩无贱人”的口号，当时的秩序混乱可见一斑。
武臣政权本身也不稳定，掌权者如走马灯似的轮番上台，其更迭往往伴随流血事件。从1170年到1196年，武臣李义方、郑仲夫、庆大升、李义旼先后执政，最后是崔忠献上台，他通过铁腕手段稳定政局，又对文臣加以怀柔，重建秩序，结束混乱，从而建立起四代世袭的崔氏政权。崔忠献先后废黜两位君主（高丽明宗、高丽熙宗），并设置教定都监，其子崔瑀设置政房，使王权被彻底架空。尽管如此，崔氏始终没有取王氏而代之。
蒙古入侵高丽
王倎回国时，父王高宗已经去世，他即位为王，是为高丽元宗。尽管崔氏政权垮台，武臣当权的局面并未终结，掌握实权的是武臣金仁俊（金俊），他仍然采取抵抗蒙古、拖延不出的政策。1268年林衍杀金俊，成为新任武臣政权领袖，翌年又废黜元宗，另立元宗之弟安庆公王淐（高丽英宗），此事引发了蒙古的干涉，林衍不得不让元宗复位，然后元宗入朝蒙古进行解释。1270年，林衍忧惧而死，其子林惟茂袭位，欲抵抗元宗及蒙古人。元宗在从蒙古回国的途中授意宋松礼、洪文系（洪奎）等诛杀林惟茂，接着宣布还都开京。随着林惟茂的死去，百年武人时代也落下了帷幕。武臣政权的残余势力三别抄先后在珍岛和济州岛（耽罗）抵抗蒙古，在蒙古高丽联军的追剿下于1273年覆灭。
元干涉期
1270年是武臣政权结束的时间，也是高丽全面降服于蒙古的起点。蒙古要求高丽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络日本，其后又要求高丽配合元军（1271年蒙古定国号为大元）进攻日本，负责造船及助军，于是便有了1274年和1281年两次东征之役，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高丽由此向元朝表现了忠诚，从而获取了元朝的信任。
在这一过程中，高丽向蒙元请婚，元世祖忽必烈在1274年正式将自己的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给高丽世子王谌，实现了“元丽联姻”。同年高丽元宗去世，王谌即位，是为高丽忠烈王。此后的七代高丽国王中，除了忠穆王和忠定王两位幼主外，其余皆娶元朝皇族女子（娶帝女的只有忠烈王一位），元朝公主在高丽享受很高的地位和权力。高丽由此沦为了元朝的驸马国，同时元朝还在高丽设置征东行省，以高丽国王兼任征东行省丞相，此后的六代高丽国王都不得享有庙号，而是从元朝得谥，谥号都带“忠”字（忠烈王、忠宣王、忠肃王、忠惠王、忠穆王、忠定王），忠宣王和忠惠王还遭到元朝的逮捕与流放，高丽的主权受到极大的破坏，1270年到1356年的期间就被称为“元干涉期”。
社稷陨落
1352年，王祺在元朝的扶植下继承高丽王位，是为高丽恭愍王。1356年，高丽恭愍王利用元末农民起义爆发之机，铲除国内以奇辙为首的亲元派，废征东行省理问所，攻陷了元朝的双城总管府及合兰府，这标志着高丽摆脱了元朝的干涉，重新成为自主的国家，仅在形式上保留同元朝的宗藩关系。
恭愍王开拓的疆域
1374年，恭愍王遇弑，明朝派到高丽索取马匹的使者蔡斌和林密也在不久后分别被杀害和绑架，明丽关系恶化。新王王禑在李仁任的辅佐下，恢复了对元朝（北元）的宗藩关系，同时也继续向明朝进贡，展开了两端外交。然而，受到程朱理学影响的新兴士大夫反对两端外交，主张一心事明，对内则批判世家大族的土地兼并，主张实行田制改革，废除私田、农庄。新兴士大夫与在同北元和倭寇的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将领李成桂相结合，逐渐形成动摇高丽根基的政治力量。1388年，明朝与高丽发生铁岭卫争端，王禑及其重臣崔莹决定出兵北伐明朝辽东，李成桂作为主帅，行军至鸭绿江中威化岛时抗命回师，攻入开京，流放崔莹，逼退王禑，史称威化岛回军。威化岛回军敲响了高丽王朝的丧钟，李成桂掌握了实权，但由于王氏支持势力不容小觑而没有立刻王袍加身。1389年，李成桂废掉了王禑的儿子王昌，称其父子为辛旽子孙，借机铲除了曹敏修、李穑、边安烈等一批反对者。李成桂拥立高丽神宗七世孙王瑶继位，是为恭让王，1392年四月高丽忠臣郑梦周被杀，同年七月十二日恭让王被废，七月十七日李成桂被推戴即位，但高丽国号尚未立刻停用，直到1393年二月十五日才奉明太祖圣旨“除高丽国名，遵用朝鲜之号”。
疆域
领土范围
五道两界示意图
行政区划
高丽草创之际，虽定州县名号，但徒有虚名，国家并未派官治理，而是处于豪族自治的状态。高丽成宗时的983年，正式设立十二牧，995年又在十二牧上设10道。高丽显宗时，将行政区划整编为“五道两界”体制，即西海、杨广、全罗、庆尚、交州五道与东界、北界，同时陆续在开京之外设置西京（平壤）、东京（庆州）、南京（汉阳），号为四京，下设牧、府、郡、县、镇。因为高丽时代频繁升降郡县等级，如某地出了一个贵人或功臣便升级，某地由于叛逆便降级，所以郡县数目并不稳定，规模也未必相称。
983年的十二牧 | 995年-1019年的诸道 | 1019年之后的诸道 |
扬州牧 | 关内道 | 西海道 |
黄州牧 | ||
海州牧 | ||
广州牧 | 杨广道 | |
忠州牧 | 中原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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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政治体制
显陵出土的高丽太祖王建铜像
高丽太祖在开国之初，参用新罗和泰封的官制，通过广评省、内奉省、徇军部等机构来处理政事，官阶则是大匡、正匡、大丞、大相、元甫、元尹、佐尹、佐丞等称号。高丽成宗年间，正式效仿唐制，在中央设立三省六部），同时吸收宋制，设立枢密院（初称中枢院），将中书省和门下省合并为中书门下省（初称内史门下省），对持文武二柄，号称“宰枢两府”，以其中内史门下省的副官（长官中书令为虚位官职）门下侍中作为首相。台谏制度则依唐制，由中书门下省三品以下官员（通称“省郎”或“郎舍”）充当谏官，掌握谏诤、封驳、署经（在官员任命告身上署名）等权力，御史台则负责纠察百官、风闻奏事，并与谏官共同享有封驳、署经等权力。和宋朝一样，高丽也有专门掌握财政的三司。此外还设立了翰林院、清讌阁、宝文阁等文翰机构，并确立了九品十八级和中国式的文武散阶制度。高丽正式向地方派遣流官也是从高丽成宗开始的，各道长官起初称节度使，显宗后称按察使，两界由兵马使实行军事管制，各京长官称留守，并有州牧、府使、知州郡事、县令、镇将等官职。此外还有300多个属郡、属县，这些郡县没有朝廷命官，由邻郡、邻县兼领，实质上为自治。
高丽成为元朝驸马国以后，各种“僭越”均被废止，官制也在同元制接轨的基础上降格，如中书省称佥议府、枢密院称密直司、御史台称监察司，六部改为四司（典理、典法、军簿、版图），按察使改为按廉使。元朝时期的高丽大臣崔瀣反映了这一情况：“陪臣私谓王曰圣上、曰皇上，上引尧舜，下譬汉唐，而王或自称朕、予一人，命令曰诏、制，肆宥境内曰大赦天下，署置官属皆仿天朝，若此等类，大涉僭逾，实骇观听。其在中国，固待以度外，何嫌之有也？逮附皇元，视同一家，如省、院、台、部等号早去……涣然一革，无敢有蹈袭之者。”
1356年，高丽恭愍王恢复“祖宗之法”，随后又屡次改官制，使政治体制出现紊乱局面。到高丽亡国之时，中央官制由门下府、密直司、司宪府及六曹组成，成为后世朝鲜王朝官制的雏形。
政治运行
高丽初期的政治运行形态是豪族联合政权，高丽太祖恩威并施，与各地豪族进行广泛联姻，实施了“其人制度”和“事审官制度”，即一方面任命功臣豪族为其家乡的事审官，另一方面他们向中央上送子弟作为“其人”（人质），并且颁布《政诫》一卷和《诫百寮书》八篇。高丽光宗时期，由于光宗的大清洗，豪族联合政权的形态逐渐被打破，通过科举制度、公服位阶和田柴科制的制定，专制王权和中央集权的运行模式逐渐被确立起来。
高丽官制示意图
1170年武臣政变以后，高丽的政治运行形态又变成了武臣政权。在崔忠献之前，权力中心处于重房（二军六卫的会议机关），崔忠献设立教定都监后，教定都监成为事实上的权力核心机构。1225年崔瑀“置政房于私第”，垄断了人事权，因而无论国王还是原有的官僚体制都变得有名无实。
百年武人时代结束后，高丽恢复过去的贵族政治，但有所不同。此时的会议机关逐渐变成都评议使司（之前的都兵马使）一方独大，同时武臣政权的人事机构政房依旧保留，元朝通过公主和征东行省的干涉也削弱了高丽的王权。恭愍王以后，政局混乱，王权不振，辛旽、李仁任、林坚味、李成桂等权臣陆续登场，最终高丽王朝被李成桂篡夺。
经济
手工业
高丽的手工业可分为官府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每个官府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工匠，民间的职业工匠则被登记在册，随时预备被国家征发，此外民间手工业还包括家庭和寺院手工业。宋使称“高丽工技至巧, 其绝艺悉归于公”，甚至还说“耕作之农，不迨工技”。
文化
佛教
雕版高丽大藏经
教育
高丽在中央设国子监（元干涉期改称成均馆），地方设乡校，这种官学教育体系完备于高丽成宗时。高丽睿宗设七斋于国学，并设养贤库作为奖助学基金。民间教育则是以崔冲“文宪公徒”为代表的“私学十二徒”，武臣政权时期，儒学衰落，人们以僧为师，寺院成为教育的主要场所。
军事
高丽初期军事制度混乱，地方私兵盛行，高丽定宗曾设置光军司，以防备契丹入侵为借口对全国武装力量进行整编，据说人数达到了三十万之多。到高丽穆宗时，才确立了二军六卫的中央军体制。所谓二军六卫指的是鹰扬（控鹤）、龙虎二军与左右、神虎、兴威、金吾、千牛、监门六卫。各军设置上将军、大将军、将军、中郎将、郎将、散员、尉、队正，各卫的官属比军多了长史和录事，其中的高级武官组成被称为“重房”的会议机关来管理军队。二军六卫下设45领，每领1000人，也就是说高丽的中央常备军在理论上为45000人。此外还有被称为“牵龙”的国王亲兵（宿卫部队）。地方军则分为五道的州县军和两界的州镇军，其中州县军作为民兵预备役部队的性质而存在，其数量为48237人（保胜军8601人、精勇军19754人、一品军19882人），如果加上各村的二品军、三品军的话，可能达到60万之众。州镇军则是常备军，人数推测达14万人。在某些时期还设置了“别武班”和“三别抄”这样的特殊部队。
武臣政权尤其是崔氏政权时期，私兵再次盛行，官军力量被削弱，大多为老弱病残，真正的精兵都集中于崔氏政权的麾下，号称“都房”。1270年武臣政权覆灭之际，都房被三别抄消灭，而后三别抄又反抗蒙古，被丽蒙联军消灭，高丽的原有的军事制度因而遭到严重破坏，新的制度又一时未能建立起来。恭愍王时外患不断的局面迫使高丽重新整合军事制度，模仿元朝实行翼军制度，在西北面设置西京、安州、义州、江界、泥城五个万户府，下设数个军翼，确立万户、千户、百户、统主的指挥系统，并实行兵农合一。高丽禑王时期，这种翼军体制扩散到全国。1376年，高丽点兵诸道，共计骑兵14700人，步兵79800人。
民族
高丽王朝统治下的人口总数据记载为210万，推测为12世纪初的数字，实际人口可能更多。构成其人口的主体民族是新罗及其治下的高句丽、百济遗民，他们在高丽时代逐渐形成一个整体——高丽人。但是到武臣政权的混乱期，潜在的高句丽、新罗、百济意识又浮上水面，陆续出现了以庆州为中心的新罗复兴运动、1217年崔光秀自称“高勾丽兴复兵马使”、1237年李延年自称“百贼（百济）都元帅”等叛乱事件。经过高丽蒙古战争的洗礼，高丽人的民族意识逐渐清晰，这一时期出现的檀君神话就是其体现。从此以后，朝鲜半岛再未发生新罗、百济、高句丽的复兴运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丽民族的整合已经完成。
高丽境内还有为数不少的渤海人。从925年开始，“其国人来奔者相继” ，高丽朝廷都予以收留，依据《高丽史》的记载，高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渤海难民潮是934年和979年，人数都在数万以上。其中高丽太祖还赐来投高丽的渤海国世子大光显姓名为“王继”，以白州（今朝鲜黄海南道白川郡）为食邑奉其祀。活跃于高丽政界的渤海人有高丽契丹战争时期的将领大道秀、大怀德，高丽穆宗的男宠刘忠正、崔氏政权时期的重臣大集成等。
社会
社会阶层
高丽实行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可划分为贵族、两班、良人、贱人四个等级。门阀贵族互相联姻，垄断国政，享受免税免役的特权，高丽忠宣王所公布的十五个“宰相之宗”就是高丽后期门阀贵族的代表，故宋使记载高丽“仕于国者唯贵臣，以族望相高，余则或由进士选”。两班指的是中下级官僚和地方乡吏，为具体政务的执行者。良人指的是京、府、州、郡、县的居民，以农民为主，占高丽国民的大多数，也是赋税徭役的主要负担者。贱民则是乡、部曲、所、驿、津的居民以及奴婢、禾尺（柳器匠或猎户）、才人（演员）等，其来源主要是与王建为敌者（以后百济遗民为主）。各阶层在世袭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流动，如乡吏通过科举及第并获重用，几代后成为新的贵族，或国家将一些乡、部曲等升格为州县，其居民全部免贱，或一些奴婢通过积累的财富或立下的功劳免贱，等等。真正秩序崩溃的开端是武臣政权时期，后来便逐渐由贵族社会过渡到两班社会。
衣食住行
元人所撰《异域志》中称高丽“衣冠随中国各朝制度”，因此高丽的服饰也随着中国朝代的变化而变化。宋朝建立后，高丽引进宋朝公服与直脚幞头（高丽称“吉服正角”），君主之服也与宋朝类似，故宋使称其衣冠“一遵我宋之制度” ，唯国王冕服长期沿袭辽朝所赐制度。便服方面，上层男子“巾帻如唐装” ，下层则“作竹冠以冠之，或方或圆……短褐被体，下无袴襦”；女子的发型则无论贵贱，垂髻于右，余发披下，服饰则“白紵为袍，略如男子”，上下层之别主要在于上层妇女蒙首，后来女服亦受宋朝影响。衣服色调以白色为主，“士女服尚素”。到了蒙古兴起尤其是高丽完全归顺蒙元后，高丽服饰转型为蒙古风，忠烈王更是在1278年对全境下达辫发胡服令，高丽人也从戴巾变为戴笠。恭愍王归顺明朝后，请求明朝赐服。到1387年又全面导入大明衣冠，棉花的引进也极大丰富了衣料。
关于高丽的饮食，宋使记载“高丽俸禄至薄，唯给生米蔬茹而已，常时亦罕食肉”“国俗有羊豕，非王公贵人不食，细民多食海品”。
高丽的宫殿寺庙对唐宋制度多有模仿，但“材乏工拙，终以朴陋”，民居则“蜂房蚁穴，诛茅为盖，仅庇风雨”。保存至今的高丽建筑有修德寺大雄殿（建于1308年，是韩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浮石寺祖师堂和无量寿殿、凤停寺极乐殿、江陵客舍门等。
高丽的交通工具以驮鞍（杂载）为主，上层骑马或使用肩舆，虽然高丽三面濒海，内多河流，可是舟船却“简略不甚工致”。
女性地位
高丽虽然是男性主导的社会，但女性地位并不低。高丽社会流行入赘，订婚男子自幼被养于妻家，称为“预婿”。家族内部，女儿跟儿子一样拥有财产继承权，女性甚至可以成为户主。高丽的婚姻也非常自由，“男女相欲为夫妇则为之” ，同时离婚比较普遍，“男女㛰娶，轻合易离” ，妇女可以改嫁。高丽的性别比例是男少女多，社会上却通行比较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蓄妾现象很少见。忠烈王时期，有个叫朴褕的大臣为了防止大量女性被元朝抢走，建议鼓励士庶蓄妾，遭到高丽女性的一致唾骂，朝廷也不敢允许。社会生活上，众多男女一起在河水沐浴，毫无忌避。朝鲜王朝时期，随着儒学逐渐被普及于社会，女性地位就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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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
与宋朝
高丽文宗之子、天台宗高僧义天来宋求法时所驻锡的杭州慧因高丽寺
与契丹辽
高丽太祖自建国后、尤其是渤海国灭亡后就对契丹（辽朝）采取敌对政策，曾在942年流放契丹使节30余人，并将其赠送的骆驼饿死在万夫桥下。同时向后晋提议联合征伐契丹，称其为“契丹丑类” ，在遗言十训要中也嘱咐“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因此高丽前期与契丹几乎不相往来。
993年，契丹发动了侵略高丽的战争，高丽求和，从此高丽成为契丹属国，并获得契丹赐予的鸭绿江以东之地。1010年，由于康兆弑杀高丽穆宗，引发契丹皇帝耶律隆绪亲征高丽，高丽再次屈服。围绕国王亲朝和江东六州的归属问题，又在1018年到1019年爆发了高丽和契丹之间第三次大规模战争，这次是高丽取胜，但是基于整体局势和力量对比，战后高丽继续向契丹称臣纳贡，受其册封，奉其正朔。同时，契丹在鸭绿江东岸筑保州、修浮桥，对高丽来说亦是达摩克利斯之剑，屡次请求契丹撤毁城桥，未获允许。于是高丽拒绝与契丹展开榷场贸易，并修筑千里长城加以防范。
与女真金
高丽北部直接面临着女真族，分为西女真和东女真，高丽统称为“北蕃”、“东西蕃”或“蕃”，高丽前期对“蕃人”主要采取驱逐政策，到高丽成宗时将鸭绿江东岸的女真人驱逐到白头山外居住。高丽显宗时，对入侵高丽东海岸的女真海盗予以有效打击。同时，高丽亦授予女真酋长各种官衔，让他们以朝贡的方式同高丽往来。1073年，高丽文宗在千里长城东北边外设置归顺、益昌等15个羁縻州，强化对女真的影响力。随着完颜部女真的兴起，女真诸部逐渐统一，欲继续控制女真的高丽不可避免地与完颜部发生冲突，这就是从1104年到1109年的曷懒甸之战，结果以高丽无功而返、与女真讲和告终。
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后，与高丽约为兄弟之国，并允许高丽占领保州。金灭辽侵宋之际，高丽又不得不向金称臣以保国。但是高丽内部对于同女真关系的逆转普遍感到心理失衡，以妙清、郑知常为首的势力主张北伐金朝，称帝建元，最后被镇压。1142年，高丽仁宗接受金熙宗册封，奉金正朔，正式确立金丽宗藩关系。
武臣政权时期，高丽的动乱曾引起金朝注意，但最终都获得和平解决。13世纪蒙古兴起，1214年金宣宗南渡，金丽关系逐渐断绝，高丽在1224年停用金朝年号。同对辽朝一样，高丽也在金朝亡国前夕的1233年派遣使者联络金朝，因道路不通而还。
与蒙古元
元干涉期的高丽疆域
对于元干涉期的高丽而言，最大的危机是元朝直接统治的可能性，即剥掉高丽王朝的外壳，彻底变为元朝一省。元日战争以来，元朝虽在高丽设置征东行省，不过是以国王兼任丞相，自行署官，元朝虽然偶尔派流官任职征东行省，但为期不久。到了元英宗时，元朝决定将征东行省改设为三韩行省，实施同内地诸省一致的直辖统治。此时高丽忠肃王被囚大都、忠宣王被逐吐蕃，高丽不仅没有像样的军队，还深陷沈王党（被元朝封为沈王的高丽王族王暠的同党，支持废国立省）与忠肃党之间的内斗中，元朝要执行这一政策似乎易如反掌。然而，无论在元朝还是高丽都有强烈的反对呼声，其中尤以丞相拜住的意见最有分量，元英宗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到了泰定帝时，权臣倒剌沙重提废国立省，高丽运用在元朝皇室的人脉关系阻止此议。此后元朝又出现了几次类似提议，但难以掀起波澜了。
1356年，高丽恭愍王反抗元朝干涉，恢复国家自主，并占领了元朝的双城总管府和合兰府，仅同元朝维持形式上的宗藩关系。1364年，高丽打败入侵元军。1369年，高丽弃元归明，并北伐北元的辽东地区。1374年，恭愍王死，不久后高丽恢复了同北元的宗藩关系，奉行两端外交。1388年高丽北伐明朝时，试图同北元取得联系，但同年北元在捕鱼儿海战役中被击溃，高丽也发生威化岛回军，四年后灭亡。
与明朝
1368年，明朝建国，同年攻克元大都，高丽恭愍王听说这个消息后，便与群臣商量遣使于明。1369年，明朝使臣偰斯来高丽通告大明立国的消息，恭愍王即停用元朝年号，并遣使南京，奉表称臣。1370年，恭愍王获明太祖册封为高丽国王，标志着明丽宗藩关系正式确立。但由于北元仍然存在以及高丽内部亲元势力的强大，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不顺畅，甚至因1374年发生恭愍王被杀和明使被杀的事件而转入恶化。继承恭愍王的高丽禑王时期奉行两端外交，在恢复对元宗藩关系的同时继续向明朝称臣纳贡，明太祖也一度原谅高丽，在1385年终于落实了对禑王的册封。但好景不长，两国关系在不久后再度紧张，特别是明朝在1388年向高丽宣布设立铁岭卫，更使禑王决定出兵北伐辽东，却因主帅李成桂发动威化岛回军，才使明丽战争消于无形。此后高丽内部斗争之际，明朝采取不干涉政策，如高丽昌王请求亲自入朝明廷以巩固自身地位，被明太祖拒绝。在明朝不干涉的情况下，李成桂得以顺利篡国。
与日本
高丽时代贸易路线
君主列表
参考资料
[1]
有人说“汉服”来自“韩服”？你过来2020-11-13T14:00:21+08:00[引用日期2022-06-02 10:10:02]
[2]
《金史》专题2020-01-29T11:23:22+08:00[引用日期2022-06-07 09:56:09]
[3]
高丽王朝历代皇帝（国王）列表及在位时间_中国文明观察网_传播正能量 · 中国文明观察网[引用日期2022-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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