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记物语（军记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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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3-05-21
军记物语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 军记物语 |
| 产生了独特 | |
| 12世纪末 | 至13世纪的动乱时代 |
| 代表性的 | 军记物语是平家物语 |
| 平治物语 | 是模仿平家物语后出的书 |
将门记
天庆年间的将门之乱（注解1）是最初打破平安时代太平的大事件，给予朝野以极大的震动，因此在识者之间自然就产生了记录其始末以传后世的意图。这也可能是作为政府的正式记录而记载下来的。但似乎也有人想到了与此不同的方法，即作为私人著作，超出严格的历史记录的范围，以豁达的文体自由吐露作者的想法。将门记就是作为这种类型的书而出现的。
关于将门记的性质，早就有星野恒博士（注解2）的假说，并且长期流行。此说的要点是。本书末尾有：天庆三年6月中记，因此似乎是在将门灭亡（大庆三年2月）后数月内记其所见所闻。书中地名常与实际地理一致，又未详记朝廷仪式，所以推测是居住在东国（注解3）并娴熟文笔的人写的。又因文中有记佛理佛语之处，或可能成书于僧侣之手。总之，作为实录，记述详细，极为波澜曲折。
山中武雄对星野说试作修正。据此，本书不像是居住在东国的人记其见闻的未经加工的记录，而是中央的人收集各种史料而编撰的。虽然利用了朝廷记录和坂东诸国的解文（原告的申诉文）等确实的史料，但错误百出，或未充分掌握史料，有不少缺点。
将门记看起来是记录事实的地方也有修饰和造假。例如，将门控制常陆、下野、上野的国府时，八幡大菩萨的使者来到上野国府，说：授朕之位予将门，将门喜而称新皇。其时弟将平反对说，天皇之位是不可竞争的。将门反驳说，今世之人必以实力取胜者为君，日本虽无此例，但外国有之，过去延长年间契丹王攻取渤海国即是其例（注解4）。这是将门初次表露其谋叛之意的重大事件，但这个记事是否传达了事实令人怀疑。
将平谏言是原封不动地照抄唐太宗撰的帝范的文句，是明显的造作的文章。另外，将门是否知道渤海灭亡的事实？我想，这与其说是将门的知识，不如看作是身为文化人的将门记的编者的知识更合适。还有，此日将门致书旧主摄政忠平，述说自己的阅历，陈述袭击常陆国乃不得已之事，为在旧主摄政之时起此动乱表示谢罪，声称不忘旧主之恩，极尽礼节以求理解自己的行为。作为已称新皇，想做天下之君的人，这是过于胆怯、可笑的文辞。由此，称新皇的事实本身也甚为可疑。在这样重要的地方润色的痕迹很浓，可以窥视作者想使记事充满戏剧趣味的意图。
接着又叙述了进行关东诸国司（注解5）的除目（平安时代任命大臣以下官吏的仪式）、确定建王城之地、任命大臣以下文武百官、甚至规定了内印外印的尺寸，只有历日博士没有决定。这些一直也是脍炙人口的地方。但大臣以下文武百官无一人记载具体姓名，事实上将门的心腹亲信皆被任命为关东诸国国司，也不可能有在这些人之上而任大臣的人。所以这也不是事实。所谓仅历日博士无人，完全是迎合世人兴趣的创作。
从上述例子可知，将门记可能使用了确实的史料，但对待史料的态度不严肃，而任凭作者自由地创作。我想，将门记的特色是与它作为军记物语的鼻祖相称的。
2、星野恒：1839—1917年，历史学家，著有《史学丛说》。
3、东国指本州东部地方。
4、延长：年号，923一930年。926年辽（契丹）大祖阿保机攻灭渤海政权。
5、古代日本分为66国2岛，国的行政长官统称国司。
陆奥话记
陆奥话记也是类似于将门记的军记物语。对象是所谓前九年之役（注解1），记载陆奥国司源赖义诛杀安倍赖时、贞任之战的始末。卷末有：抄录国之解文和众口之话记为一卷，可知与将门记同样使用了确实的史料。又因作者远在千里之外，错误一定很多吧，也记有：希知情者更正之，所以笔者可能是远离现场的京都人。希望知情者更正错误，又使人看到作者有留下实录的意图。从内容看，实录的因素好像比将门记要多。尽管如此，用汉文修饰的夸张宣传随处可见，也可以看到穿插君臣情义、武士教养等兴味浓厚的插话，尤其是把武士精神理想化的描写。可以说陆奥话记存在着许多军记物语的因素。
物语介绍
平家物语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是对异本的考证研究，这是一切问题的基础，不可缺少。因为此书异本甚多，根据明治四十四（1911）年发表的山田孝雄博士（注解1）的研究，各种本子可分成3门17类30种。昭和年代高木武博士（注解2）又增补成为5门22类44种。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异本，是因为本书作为平家琵琶（注解3）在说唱流行过程中进行过无数次有意的增补删改或无意的变动。它不像普通书籍那样是以原作者写的原貌流传于世的，而是经许多后世人加过工的，是所谓与时代共成长、在国民中抚育而成的书。当然原作者的思想是核心，但那个时代国民一般的思想或支撑之，或掩盖之，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国民文学。
这里省略对异本的详细说明，但有必要说一下有关异本的卷数问题。流行本是12卷，此外设灌顶卷（注解4）。各种本子以怎样处理灌顶卷被分成几大类。但在12卷流行本以前有6卷本，据推测再往前追溯还有3卷本。相反，超过12卷的有20卷的长门本、48卷的源平盛衰记。从3卷膨胀到48卷，这一变化正秘藏着本书具有的特殊性质。
作者和写作年代问题也不能同异本问题截然分开。关于作者，徒然草（注解5）早就有信浓前司行长说（注解6），流行的基本上是这个说法。山田博士认为，信浓前司行长写作了3卷本或6卷本的平家物语，12卷本的平家物语是吉田资经（注解7）写的。关于写作年代。流行的说法是，3卷本写于承久（注解8）以前，流行本写于藤原氏任将军的时代（注解9）。后藤丹治（注解10）进一步限定流行本完成于仁治三（1242）年到建长四（1252）年的11年间。因为仁治三年追赠后鸟羽院的尊号，建长四年藤原氏将军绝嗣（注解11）。后藤丹治又认为盛衰记完成于宝治元（1247）年到建长无（1249）年的三年间。因为盛衰记记有：巴御前（注解12）91岁死，推算此年是宝治元年；建长元年则追赠顺德天皇以顺德院的尊号，但书中写作佐渡院。
那么，平家物语作为史书可以信赖到什么程度呢？关于这个问题，星野博士的看法可以作为大体的标准。星野博士认为，此书虽完全根据事实写成，但附会粉饰极多。作者先假定清盛性格残暴，重盛（注解13）仁孝，源氏勇健，平氏懦弱，而后下笔，符合此前提的事实务求详尽，与此不符的事实则删去不记。例如，重盛之子资盛曾在路上受到摄政基房（注解14）的清道人的侮辱，怀恨在心，便在道旁待候基房到来，当面切去那清道人的发誓。这件事玉叶（注解15）和愚管抄皆记为重盛所为。但平家物语将之作为清盛所干，并说重盛曾劝阻，但清盛不听。
这类事实矛盾、年月、人名相异的地方很多。甚至宣旨（传达天皇命令的文书）和媒状（官署的传阅文件）之类也因任意修饰文辞而不是普通的文体。星野的结论是，总而言之，平家物语不可当作正确的史料使用。
对于这类书本来就不宜细致地去探索每个事件的真实性。然而，与一般的物语类同样，它对那个时代的思想和生活展现了宝贵的事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研究书中所反映的历史观。
书中所见到的基本历史观是未法史观（注解17），即把道代规定为末世，认为是衰落的时代，与此相比，视上古为盛世而向往之。然而，所谓衰落具体表现为哪些事实呢？它表现为王法的灭尽。法皇（注解18）慨叹平氏一族随心所欲地晋升官位，最后说“此亦世末而王法尽之故也”，可以说明这一事实。又记善光寺起火焚毁，说“王法将尽则佛法已先亡。……据闻，灵山多灭失似乃王法已终之先兆”。也认为王法与佛法一起灭亡。这些正是因保元以来的战乱而经历了公家衰落的当时人们亲身感受到的末世的具体事实。
衰退史观也是愚管抄的基本史观。在这个时代，衰退史观是普遍的历史观。但本书的特点是，在普遍的衰亡过程中也伴随着急速的盛衰变迁，盛者必衰，合者必分的事实。全书主题平家的盛衰是其大的表现，而书中随处串插的故事也多贯彻了这个原理。其中，卷首写的白拍子诋王与佛御前的故事（注解19），历历在目地表现了人世盛衰变化无常，也可以说是平家盛衰的缩影。诋王咏的和歌：“生长的，枯萎的，同是野边草，秋天来临皆归于水泡。”这首和歌的根本精神是贯穿全书的思想，也是故事充满了不可名状的哀愁的原因。
但是，作者并不想对衰亡的悲哀放置不理，任其自然。他在最后准备了一条拯救之路，那就是彼岸的欢乐，实现往生的夙愿。诋王和佛最后都超脱恩仇，共同抱有往生净土的喜悦。甚至被认为是佛敌法敌的逆臣重盛，最后也受到阿弥陀（注解20）的接引，实现了九品托生（注解21）。今世的哀愁和罪恶即使无法逃避，也能得到来世的欢乐。故事讲述了无限的哀愁，同时也使人感到若有若无的温暖，就是因为有这条拯救之路的缘故。
个人可以这样得救，国家怎么办？难道王法不能灭而复兴吗？故事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如前所述，愚管抄对此做了自己的解答。这是因为愚管抄是经世论的书，与此相反，平家物语不过是文学书。但是，平家物语也并非没有隐约可以推测这类回答的记事，虽然不是明快的回答。卷5“鬼魂的审判”记清盛的邸宅常起异变，被认为是衰亡的前兆。同时又记：某青侍梦见公卿们列座于皇宫议事，而他们是诸神的化身。其时，位于末座的严岛大明神首先被驱逐，继而八幡大菩萨将平时由平家保管的节刀（注解22）赐予当时流放在伊豆的源赖朝，于是，春日大明神说，希望其后亦赐予吾孙。这是看到政权从平家移到源氏、将军职由源氏转为藤原氏的历史事实后创作的故事。但可以窥见这样的思想：国家将因掌权者的交替而得到维持，而且这是八幡大菩萨的神意预先规定的。可以说平家物语的作者与愚管抄一样，也相信源氏和藤原氏将军能够保护王法，进而可以说它承认武士活动的意义。故事详记武士言行，强调其勇武，这些自不待言。认为思考周密、信仰神佛、注意文事等是武士必备的品德的记事随处可见，表示了作者对武士成长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寄与强烈的期望。希望从武士那里看到从公家那里期待不到的新道德和强大实力是与如下认识有关的，即承认武士有力量承担维护行将灭亡的王法的重任。同样处于衰亡过程中，个人通过信佛从而往生净土而得救，国家则靠武家的力量而避免灭亡，这可以说是平家物语的基本思想。
1、山田孝雄：1873一1958年，国语国文学家，著有《日本文法论》等。
2、昭和：年号，1926—1988年。高木武：1879—1944年，国文学家，著有《平家物语与源平盛衰记》。
5、徒然草：吉田兼好的随笔集，1330—1331年成书。
6、一般认为：信浓前司行长即信浓国前国司中山行长。
7、吉田资经：1181—1251年，参议、大宰大式。
9、藤原氏任将军的时代：1226—1252年。
10、后藤丹治：1897一1963年，国文学家，著有《战记物语研究》。
14、藤原基房：1144—123D年，关白、大政大臣。
17、末法史观即佛教三时观。佛灭后法有三时：正法五百年，教（说教）、行（修行）、证（证悟）俱全，佛法正确无误；像法一千年，有教、行而无证，佛法形式化；末法一万年，有教而无行、证，佛法将灭。
18、法皇指后白河法皇。
19、诋王和佛是平家物语中的两个有名舞女。
22、节刀：大将出征时天皇赏赐的刀。
保元物语、平治物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两书很相似。以保元之乱或平治之乱一个事件为中心集中叙述；通篇整齐、统一，不像平家物语那样这也写一点，那也写一点；因而描写战斗构成全书的中心。代表性的战斗保元物语有夜袭白河殿，平治物语有待贤门之战（注解1）。在人物方面，占据主要角色的勇士，保元物语有为朝，平治物语有义平；成为其对手的武士，前者为义朝，后者为重盛；公家的中心人物、制肘武士行动都无好下场的，前者为赖长，后者为信赖（注解2）。这些方面确实很相似，但能否成为作者是同一个人的证据呢？我认为，这种类似在别的作者参考以前的作品时也会出现的，而且不如说是很自然的。对内容所反映的思想和历史事实的处理进行比较，比形式上的比较更加重要。如果这方面有差异的话，就很难说是同一个作者写的；如果勉强看作是同一个人写的话，那么应该认为是在经过相当时期思想发生变化以后。而我认为这两部书存在着这样的差异。
第一个差异是：保元物语带有实录的朴素性，而平治物语文学性的修饰很浓。当然这不是从保元物语的记述都正确这样的意义上说的；它也有许多修饰，也有谬误，但叙述的形式装作实录的样子，是实录式的。事实之一，如保元物语中插入了宣旨、官符（朝廷的命令书）、消息等的原文，而在平治物语里这样的穿插一个也没有。这是叙述精神的很大差异。
第二个差异是：平治物语中加进了很多合辙押韵的笑话和落首（时事讽刺诗），这些笑话和落首在许多情况下都写成是九条太政大臣伊通（注解3）说的。而在元物语中这样的笑话、落首一个也没有。再进一步说，平治物语中作者写的带有教训和说明意思的文章远比保元物语要多，保元物语始终是平淡的记载事实，而在这样的 地方，平治物语加上了教训式的文辞和说明性的文章。
我是根据上述差异而对两书完成于同一作者之手的说法提出疑问的。并认为，从时间上说保元物语在前，平治物语在后。平治物语那种旁观者的从容不迫，大概在事件后经过相当时日才有可能，而保元物语那样细致的实录，则不经过那么长的时间也是能够写出来的。
再举一例，以具体记事表明两书的先后，即保元年间恢复死刑的记事。保元之乱后，对为义（注解4）等源平70余人处以斩首，由此而强调自嵯峨天皇弘仁元（810）年诛藤原仲成（注解5）以来中断了347年的死刑重新恢复。两个物语都记载了这件事，事实大体相同并都大书其意义。但平治物语在此记事后加上了一段文字：宫外记记录（注解6）注：仲成射杀于禁所（注解7），故非真正的斩首。这段文字表明作者想把死刑中断之始放在比弘仁年更早的时代。这是想更强烈地说明保元年间恢复死刑的意义的心情的表露，是在看到了保元物语的见解后对其所加的修正意见。很清楚，平治物语的作者参考了保元物语的这一条目，写出了自己的文章，再加上来自宫外记记录的知识，而提出了修正意见。
其次，关于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同平家物语的先后关系问题。流行的看法完全根据藤冈作太郎博士的见解，认为平家物语在先，保元、平治物语在后。我也同意这个说法。只是我认为这里所说的平家物语恐怕是指承久之前写成的3卷本平家物语。而在流行本形态已完备的仁治、建长时期（注解8），两书应已出现。两书尤其是平治物语，反复说到源氏作为武士的非凡之处，这也可以作为表明两书是源氏将军时代的作品的证明。
1、夜袭白河殿：1156年7月11日拂晓后白河天皇方面的平清盛和源义朝奇袭崇德上皇谋叛的据点白河殿（在贺茂川东，大文字山麓），获大胜。待贤门之战：1159年12月26日晨平重盛率军从待贤门（皇宫外郭十二门之一）进攻源义朝军，双方激战，原义朝败逃被杀。
2、源义朝：源为义长子；源为朝：源为义第8子；藤原赖长：左大臣。在保元之乱中源义朝站在后白河天皇方面，源为朝站在崇德上皇和藤原赖长方面。源义平：源义朝长子；藤原信赖：中纳言。两人与源义朝皆在平治之乱中兵败被杀。
4、源为义：1096—1156年，武将，保元之乱中站在崇德上皇一方，兵败身亡。
5、嵯峨天皇：第52代天皇，809一823年在位。藤原仲成：774—801年，参议，810年药子之乱的策划者，为嵯峨天皇军射手。
6、宫外记记录：太政官外记局日记。
7、禁所即狱中。
8、皆年号。仁治，1240--1242年；建长：1249--1255年。
太平记
故事历史继今镜、水镜之后，到南北朝时代（注解1）出现增镜；同样，军记物语继平家物语、保元物语和平治物语之后，在南北朝时代也产生了太平记。太平记作为文学作品，在情趣上、在结构上都无法同平家物语相匹敌。但由于内容充满丰富的事实以及有与此相适应的刚健的笔力，可以说太平记更多地具有历史书的性质。本书叙述的时代范围从后醍醐天皇即位，到出现南北朝对立、足利义满任将军（注解2）、细川赖之任管领（注解3），严格说迄止应安三年（建德元年，1370年），涉及了公武之争激烈展开的整个动乱时代。而记载这个时代始末的详细的历史书除本书外，大概没有了。这也是尽管本书是军记物语，然而长期以来仍作为历史书而被大量利用的一个原因。
本书现今流传的是40卷本，根据主题大体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第l卷至第12卷，从后醍醐天皇即位，经元弘讨伐北条，到形成公家一统政治（注解4）；第二部分，第13卷至第20卷，从中兴政治失败，到出现南北朝对立，正成（注解5）、义贞等战死，确立足利幕府（注解6）的基础；第三部分，第21卷至第40卷，记南北两朝间不断的争斗和足利氏的内讧等。而随着主题的变换，作者的立场似乎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大概太平记也像许多军记物语那样，最初大约是12卷，后来陆续补写，因此作者也不限于一个人。关于作者，洞院公定公记（注解7）应安七年5月3日条记小岛法师圆寂，有：“此乃近日天下爱不释手之太平记作者也。大凡卑贱之器则有名匠之声，可谓令人气愤。”小岛法师其人及阅历因无其他史料不详，仅可知应安七年（文中三年，1374年）时已有太平记的现名并流行天下。
另外，今川了俊（注解8）于应永九（1402）年写难太平记，讲述今川家（注解9）的由来，告诫子孙不要败坏家名，是遗训一类的书。但书中纠正了太平记的许多谬误，因此有难太平记之称。其中有：太平记写道：六波罗会战时大将名越高家被杀，故另一大将足利高氏归降后醍醐天皇（注解10）。但这是极为遗憾的事。“此记作者乃官方（南北朝时代的吉野一方）之持重者，不知情而生拉硬扯有如此书乎？实在令人作呕。”此书对太平记记事真实性的评价主观武断很多，但说作者是官方之持重者大概不是夸张。至少当时足利方面的人认为太平记是公家方面的人所作，这是事实。但如何协调小岛法师和官方之持重者是一个难题。星野博士推论小岛法师是书中看到的儿岛高德（注解11）出家后的称呼，也是协调的一个尝试，但并无确证。
难太平记继续写道：法胜寺惠珍上人（注解12）将太平记30余卷面呈足利直义（注解13），直义使玄惠法印（注解14）读之，但有错误和不好的地方，直义下令说此书错误之多令人意外，应再增补删改，在此期间不可外传。其后此事一度中断，到近代才重新续写。这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太平记写作的大体过程：原本太平记是南朝方面所作，在足利方面来看很不满意，后来进行了增补修正。
这样，由于太平记是在接近事件的时候写成的书，所以虽有军记物语的修和夸张，作为历史记录在事实的确实性上有不足之处，但在反映时代大势和思潮方面，可以说是十分有用的书。
本书的历史观混杂着各种思潮，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认为社会动乱是由于统治者的德的不足所引起的。这个看法随处可见。特别明显的是，在卷1开头述说后醍醐天皇的圣德，奉献最好的赞词，称为命世亚圣之才后，声称：遗憾的是有霸道、严厉之处，故虽成草创之功，然守成不足3年。
另外，当时的武士汲汲于利害打算而决去就，或参加公家一方，或参加武家一方，这在书中也随处可见，表现了笼罩时代的功利思想和现实主义。元弘初在备后响应官军的樱山慈俊（注解15）自杀尤其离奇。樱山慈俊开始响应官军，笠置陷落后见官军不利，对该国一宫（第一位的神社）的社坛放火，与家族一起自杀。作者提出疑问：什么要火烧社坛？回答是，他很早就信仰该社，曾发大愿要重建已经破损的神社，但自己无此力量。这次加入官军也是为了实现这个重建的大愿，然而因宿愿未能实现而自杀。同时焚毁社坛恐怕是因为这样一来，公家武家都将不得已而重建之，从而实现其大愿吧。至死也要贯彻志愿的强烈意志，正是武士精神的具体化。然而其愿望重建神社是现实的，其手段由参加举兵这样的大行动，直至眼见失败而采取焚毁社坛的暴举，这是某种失去均衡的行为，表现了那种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狂暴者的一个典型。而作者将此作为合乎佛缘的东西而加以肯定，正表明当时的价值判断是不正常的。
关于本书作为史料的价值问题的讨论，是明治新历史学勃兴时代的好题目。菅政友（注解16）《的太平记妄谬遗漏之多辩》、久米邦武博士（注解17）的《太平记无益于文学》、星野恒博士的《太平记果非小说家之作乎》等，这些聚集在修史局（注解18）提倡新史学的学者们纷纷提出太平记加以评论，指出太平记的记事不见于确实的文书记录，而且这些记事本身也包含着许多不合理的地方，极端地说，太平记是小说而不是史书。如果太平记不是史书的话，那么平家物语、源平盛衰记同样也不是史书。而独独强调太平记恐怕也有这样的因素：即着眼于这样做的社会效果，因为太平记流传甚广，它所记载的忠臣义士故事已成常识。从更专门的角度说，明治修史局是以批判水户藩的大日本史为基调而建立的，而大日本史高度评价太平记，提倡大义名分史观，因而特别强调太平记带有反其道而行之的意义。
但是，冷静想想，军记物语缺乏作为历史记录的确实性，是无需特别讨论的，因而不应该仅仅指责太平记。不但如此，许多人似乎也愿意承认太平记在反映时代形势和思想的意义上是一部重要的史书。特别是由于这个时代除此之外没有一贯的记录，只能根据仅有的片断文书构成历史，所以为了知道事件的变化和来龙去脉，本书是有用的。因此，继承修史局的事业的史料编纂挂出版的大日本史料第6篇，作为重要史料也引用了太平记。负责此项工作的田中义成博士（注解19）在大学讲课时，也指出太平记有许多可信之处。
例如，太平记记载：建武元年正月有营造大内里（皇宫）之议，征天下地头所得的二十分之一充当营造费用。最初曾怀疑这是否是事实，后从行幸部类记所收叶室长光卿记和建武记（注解20）等发现旁证，才认为是事实。另外，儿岛高德和樱山慈俊是否确有其人也曾受到怀疑，但未必能这样说。据说，现在也可以找到证明高德的史料。近来，可以说这部书的价值越来越得到承认。
1、南北朝时代：1336（或1333）--1192年。
3、细川赖之：1329—1392年，室町幕府三管领之一。管领：室町幕府最高官职，辅佐将军，统管政务。
5、楠木正成：？一1336年，南朝方面的武将。
6、足利幕府：足利尊氏建立的武家政权，设在京都室町，又称室町幕府，自1338年至1573年。
7、洞院公定公记：洞院公定（1340—1399年，左大臣）的日记，仅存1374年l—5月和1377年2—3月2卷。
8、今川了俊：1326？一1420？年，室町幕府的武将，原名贞世，出家后称了俊。
11、儿岛高德：南朝武将，生卒年不详。
12、惠珍上人：法胜寺僧人，生平不详。
13、足利直义：1306—1352年，足利尊氏同母弟，武将。
14、玄惠：1279—1350年，学僧。法印：最高僧位。
15、樱山慈俊：？--1332年，武将。
16、菅政友：1824—1897年，历史学家，医家，著有《菅政友全集》。
17、久米邦武：1839—1931年，历史学家，著有《大日本时代史（古代）》等。
18、修史局：明治政府的修史机构，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
19、田中义成：1860—1919年，历史学家，著有《南北朝时代史》。
梅松论
与太平记齐名的军记物语有梅松论。梅松论上下两卷，篇幅很小。其特色是作者的立场站在足利氏一方。叙述的范围：先谈日本将军的沿革，再概观镰仓将军时代，又从元弘之乱、中兴政治及其瓦解，谈到新田义贞的金崎城陷落（注解1），最后叙述尊氏的品行和事迹。作者不明，似乎是受到足利氏惠顾的人。不用说书中充满了使足利氏立场正当化的叙述，但没有直接攻击后醍醐天皇的言辞，对楠木、新田等官军诸将也举其勇武忠节的可取处，不惜赞美之词。贯穿通篇的精神，与其说是赞美足利将军，不如说是赞美超越将军的、更高范畴的武家精神和立场。从这里可以窥见：武士想提高独自的道德并具有强烈的自信。而武士需要许多军记物语作为生活的记录和处世的教训，其原因也在于此。
1、1336年新田义贞拥恒良亲王以金崎城（在福井县）为据点，抗击室町幕府，仅3月被攻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