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俄（苏俄内战后离开罗斯的俄裔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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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3-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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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是指在内战后离开俄罗斯的俄裔居民，大多数在1917年到1920年间离开，人数估计在90万到200万之间。这些人通常反对苏维埃政权，认为其与他们所持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不一致。白俄
苏俄内战后离开罗斯的俄裔居民
基本信息
| 外文名 | White Emigre |
| 所属地区 | 在欧洲、美洲、亚洲等均有分布 |
| 方言 | 俄语 |
| 中文名 | 白俄 |
人口信息
| 人口 | 90万到200万 |
其他信息
| 原始国籍 | 俄裔居民 |
| 主要语言 | 俄语 |
收起
简介
中国白俄
白俄诞生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给中国“送”来了俄国难民(即“白俄”)。尽管“白俄”的迁徙也颇费周折，但“白俄”最终在中国得到了收留居停。白俄，指二十世纪上半叶流亡于中国上海和东北等地的俄罗斯难民，他们集中居住于上海租界，特别是上海法租界中。
白俄在上海渡过了日本占领的艰难时期，但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的白俄就不得不陆续迁出了。上海的俄国建筑也没能逃脱文化大革命的破坏。
白俄国旗
初抵上海
俄国“十月革命”后曾有过几年内战，到1922年10月，红军已取得全面胜利。俄国资产阶级滨海地区临时政府最后一任首脑季捷里赫斯将军下令，所属军队向中朝边境附近撤退，并宣布让所有自愿离境者随同出国。
在人潮滚滚的白俄流亡者中，首批是博罗金将军率领的第一团和莫尔恰诺夫将军的第三团，夹杂着没钱的男女平民逃到了中国境内的珲春附近，总共约有七千人左右。其后，跟随而至的白俄辗转到哈尔滨和东北各地，人数多达二十万。
比较有钱的两千多名白俄则争相投奔斯塔尔克海军少将，买票坐船从海路逃亡。当时斯塔尔克麾下有大小军用船只三十多艘，其中战舰、炮艇、军用运输船、客轮、货轮、破冰船、军用驳船、军用通信船、扫雷舰、海关缉私舰、快艇等，应有尽有。这些船只早已装满了原有的沙俄海军官兵和军需品，还有与军队挂边的士官武备学校的学员。在这种满员待航的情况下，从彼得格勒、莫斯科、波罗的海沿岸逃亡到滨海地区的白俄难民，又手举卢布潮水般地涌上了船。
俄国难民逃离
在三十多人相继病死后，斯塔尔克万般无奈，只得带领15艘最为坚固的舰船，载着三千多人向中国的上海驶去。白俄难民船队开到距上海100海里时，突然遭到强台风袭击，“德德莫夫中尉”号炮艇被巨浪打翻，37人葬身海底。
斯塔尔克决定实施小股登陆，但都被中国官兵发现并送回。偷渡不成，白俄难民中有朋友和亲戚在上海的便提出投亲靠友。上海当局觉得这个理由不太好拒绝，于是，沪上军政要人和中国红十字会理事长庄得之、美国驻沪红十字会会长白汕脱与俄国难民领袖斯塔尔克、上海俄侨通商事务局会办格罗谢等，共同协商解决的方案。斯塔尔克说明舰船上的粮食所剩无几，燃煤已到山穷水尽地步，恳请中国当局允许难民上岸脱离苦海。上海当局根据北京政府指示，同意筹款赈济，并当场认捐二万元，供给燃煤2000吨、面粉1500袋，但仍要求难民尽早离沪。斯塔尔克回到旗舰“贝加尔”号，传达中国当局的处置方策，决定力争使中国政府接受700名少年孤儿士官生。几经交涉，中国政府终于同意白俄士官生和在沪有亲戚朋友的一千二百多人在上海登陆，其余的人随斯塔尔克分乘12艘较好的舰船前往马尼拉。
哪知到了1923年3月14日，第二批白俄难民180人又到达上海。他们在朝鲜元山将乘用的俄舰卖掉，然后到日本转乘“长崎丸”抵沪。
俄国犹太人在上海
格列博夫素以性格倔强著称，他拒不降下俄罗斯帝国的三色国旗，更不交出船上的武器。为达到离船登岸的目的，他派人分散乘小船自己设法混上岸去。真有一百余人偷登成功，他们拿出银两买通上海租界当局，在法租界租到一幢房屋，以登岸养病为名，让哥萨克官兵24人一组，轮流上岸休养。格列博夫发现吴淞口浦东沿江有两处房子，被称作验疫所闲置未用，就与江苏特派交涉员许秋帆联系，将两所房子借给白俄难民轮流居住。
历史
时至1923年底，有3236名白俄难民进入了上海。其中西伯利亚和哈巴罗夫斯克两所士官武备学校的700名孤儿士官生，经一年多学习，已有530人前往塞尔维亚深造，后来成为南斯拉夫王国军队的军官，其中170人自愿留在上海。上海当局刚松了一口气，不料又有大批白俄难民自哈尔滨南下，这些难民大多一贫如洗，沦入社会底层。
正当白俄难民苦不堪言时，中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革命战争给他们提供了在上海站稳脚跟的机会。
1925年2月，上海日本内外棉纱厂工人在邓中夏领导下举行了大罢工。5月14日，日本资本家竟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在共产党领导下，5月30日上海举行大规模罢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这时北伐军已攻占汉口、九江等地，迫近上海。上海租界当局急得火烧眉毛。格列博夫敏锐地发现，面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浪潮，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兵力极其微弱。于是他大力宣传他指挥的远东哥萨克仍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可供列强保卫上海公共租界。格列博夫还带领上海租界头目实地察看，列强大员也大吃一惊，这些剽悍的哥萨克到上海三年有余，但尚武之风依然未减，天天进行军事训练。留在上海的原士官武备学校的学员也都每天黎明集合操练。
白俄国徽
在随后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中，“白俄义勇队”又追随帝国主义势力，帮助蒋介石搜捕和屠杀工人及革命者。为奖赏白俄在上海万国商团的“卓著表现”，蒋介石政府和租界当局准许他们成为上海的合法市民；还把没收的俄国三色国旗作为一种荣誉交还他们，作为万国商团俄国联队的队旗。格列博夫也成为上海俄侨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此白俄难民在上海站稳了脚跟。1929年，中国和苏联在东北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在哈尔滨的白俄又有一千三百多人南下进入上海。到1930年代，上海俄侨总数为1.5万到2万人。1934年，法租界有俄侨8260人。（公共租界1935年有俄侨3017人）。使上海成为除哈尔滨以外一个重要的俄国人聚居地，同时也构成了上海人数最多的白种人群体。
现状
虽然上海租界是一个相对自由与安全的地方，但是那里的生存条件还是与白俄难民最初的设想相差甚远。首先，由于苏俄政府在1921年废除了所有政治流亡者的公民身份，他们全都是无国籍者，他们中大部分人所持有的唯一旅行证件，只有国际联盟签发的南森护照。与在华的其他外国人不同，他们不享有中外条约赋予的治外法权的特权。而且，由于他们不具备在上海这个国际城市谋生的最基本的技能——掌握英语，无法在外资企业中得到像样的职位；由于不通汉语，又不善于从事体力劳动，也无法同中国苦力竞争。有许多俄国难民就依靠妻子或女儿当舞女来维持全家的生计。1935年，国际联盟还发现在上海，16岁到45岁之间的俄国妇女中，有22%从事卖淫业。其他人，包括男性和女性，则从事犯罪活动。1929年，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估计有多达85%的上海外国罪犯都是俄国人。
正是因为俄国妇女投身于娱乐业、舞蹈等，当时的城市指南中经常强调上海这座城市的异国情调。许多人寻求成为其他外侨的妻子或情妇，詹姆斯·艾佛瑞（James Ivory）导演的电影《伯爵夫人》（The White Countes' ，2005年）就描绘了这种处境。
但是还是有一些白俄终于找到了正当职业，例如教授音乐或法语。其它人找到了鞋匠、售货员或理发师的工作。虽然地位较低，经历了许多困难，上海的俄国社区不仅维持了强大的凝聚力，而且确实开始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走向繁荣。到1930年代中叶，他们在上海创办了2所俄国学校，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化和体育俱乐部。上海还拥有《上海柴拉报》（1936年发行量达6000份，在外文报纸中仅次于《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和《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与《上海泰晤士报》（Shanghai Time'）并列第三）、《斯罗沃报》（1936年发行量达5000份）等俄语报纸和俄语广播电台。当然，俄国东正教也构成上海俄侨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1930年代，他们在法租界还修建了2座美丽的东正教堂：圣母大堂和圣尼古拉斯堂，建筑物都保留至今。前者还是东正教上海教区的主教座堂，位于亨利路（新乐路）和劳而东路（襄阳北路）路口西南转角，紧邻今日的襄阳公园。后者位于高乃依路（皋兰路），当今是一个饭店。
白俄文化
白俄建筑
近两万名白俄在上海定居后，他们的文学艺术才能得到了超常发挥，创造了辉煌的俄罗斯东方文化。白俄在上海，最叫得响的是话剧演出，俄国著名表演艺术家普里贝特科娃·克拉林，曾联合一批白俄艺术家在上海组建了“上海俄国话剧团”，在“巴黎大戏院”演出轻音乐喜剧、滑稽短剧，在“法国公学”演出严肃戏剧。普里贝特科娃·克拉林作为著名导演，还亲自上台领衔主演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聪明误》、《伊凡雷帝》、《白痴》等俄国古今名剧，使中国观众大开眼界。普里贝特科娃怀着极大的热情关心中国的话剧事业，她亲自辅导上海业余剧人演出俄罗斯名剧《大雷雨》。她还导演过中国戏剧家曹禺的《雷雨》，并主演女主角周繁漪，对中国话剧的发展起了作用。
俄音乐家对上海的音乐发展也有卓越贡献。“上海公共租界工商局音乐队”的多半成员，都是极有音乐造诣的白俄音乐家，他们每周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办室内音乐会，夏天则在工部局公园里进行露天演出，演奏的都是欧洲著名音乐作品。由于白俄音乐家声誉很高，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聘请扎哈罗夫担任钢琴系主任，聘请苏什林等担任教授。上海俄侨还组织了著名音乐团体“捷列克哥萨克合唱团”、“利德钦男声合唱队”、“东正教堂合唱队”等，都很有影响。俄国芭蕾舞在国际上素具盛名，著名芭蕾舞女演员克·彼·马克佐娃1923年来到上海定居，应邀开办芭蕾舞学校，培养了一批中国和白俄芭蕾舞演员。她又联合塔坡·斯韦特拉诺娃另开设了一所芭蕾舞学校，还联合一些俄国芭蕾舞艺术家组成“俄国歌舞团”，在兰心大戏院演出，对中国芭蕾舞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在上海，还产生了一批白俄作家，他们反映白俄的逃亡和流浪生涯。其中较著名的是俄侨诗人、社会活动家斯韦特洛夫，他出任俄侨文艺团体“上海丘拉耶夫卡”的会长，出版过几个诗集，曾翻译过鲁迅的小说、老舍的《柳家大院》、艾青的《向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