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人（陕北地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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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3-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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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地区的人具有淳朴善良、为人正直、性格豪爽等特点，这些特点与陕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背景密不可分。陕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曾经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地区。然而，在近代历史上，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原因，陕北地区的经济一度陷入了困境，但这里的人民仍然保持着传统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 陕北人的习俗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形成，是陕北文化系统结构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也是陕北文化的一个独特组成部分。陕北人的习俗包括了许多方面，例如饮食、服饰、建筑、礼仪等等。其中，最为著名的习俗是“腰鼓”和“扭秧歌”，这些习俗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总的来说，陕北人在历史上经历了许多的挑战和困难，但他们依然保持着淳朴善良、为人正直、性格豪爽等优秀品质，这些品质也是陕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陕北人
本词条是多义词，共2个义项
陕北地区的人
陕北人淳朴善良，为人正直，性格豪爽。陕北人的习俗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形成的社会风俗与社会生活习惯，是陕北文化系统结构中最重基本的要素之一，是陕北文化的一个独特组成部分。解读陕北文化区域普遍存在的习俗的特点，是认识陕北区域文化特征的一把钥匙。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 陕北人[陕北地区的人] |
| 用途 | 认识陕北区域文化特征的一把钥匙 |
| 人物特点 | 性格淳朴善良，为人正直等 |
| 包含范围 | 榆林和延安 |
简介
地道陕北农民
人文
衣食住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进行其它社会行为”。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前，陕北乡民的基本服饰是头扎白羊肚手巾，身着光板老羊皮袄和大裆裤，内着白褂子、红裹肚，脚蹬千层布底鞋，有的头戴毡帽、腿裹‘裹腿’，脚穿毡靴，这些均反映了在陕北较为寒冷的气候条件下，人们从事农耕、游牧等不同生计活动的需要，以及历史上各游牧民族、农耕民族服饰文化的相互影响与继承。《汉书·匈奴传》载匈奴服饰：“自君王以下，盛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方向旃裘”。《旧唐书·党项传》载党项服饰：“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毯”。大裆裤、裹腿、头上扎羊肚手巾显然是由游牧民族服饰演化而来。
陕北人的饮食烹饪习惯以熬食为主，其中手抓羊肉、风干羊肉、羊杂碎、腌酸菜、大烩菜、熬豆角、熬土豆、炸油糕、油馍馍、煎饼、荞剁面、荞面圪坨等历史上有名的地方传统风味小吃，多与在陕北居住的游牧民族饮食习惯有关。如炒米、炒面、奶茶、奶酪，就与蒙古族习惯相同。陕北人还喜欢散生葱、蒜、韭菜等来调味，这与契丹、女真及其后满族的饮食习惯传入有关联。与中原地区的饮食习惯比较，陕北人的传统肉食以羊肉、鸡肉为主，极少食用马、骡、驴等大牲畜肉，鱼类食物也很难在传统食谱中找到，只是近代才开始在城市居民中普及。
旧时陕北人多穴居陋处，有浓厚的原始遗风。窑洞是自古以为最具陕北民居的代表性的建筑，陕北有半地穴式土窑洞，有秦汉以扣的崖面式土窑洞和明代后期开始的青砖窑洞，稍富裕者，用石头或砖砌成窑面（俗称接口子石窑）。更富裕者，则整体全用砖、石加工砌成，门在用细凿凿出石面，或用水磨砖砌合，窑前再加穿廊和抱厦，颇为实用、壮观，窑上门窗加工或各种纹样图案，增加美感。更有少数极富人家，将空洞建筑与庭院建筑结合，门前蹲石狮，大门修门楼，门内有照壁、厢房，庭院分为二进、三进、三院、五院多种，与正窑、下院松成和谐有序的整体结构，极尽洞居室之实用、华美。
窑洞是最具陕北特色的民居文化现象，其建筑就地取材，依山傍势，冬暖夏凉，充分显示出与自然、周围环境的和谐、统一，体现了陕北民众平和、宁静、现实的审美心态。
育婚丧
陕北许多群众在生育观念上，喜多生且贵子轻女。这是由陕北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地广人稀、家庭劳动力多寡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决定的，也是人类重视生命的自我延续，重视家庭、繁衍与兴旺的封建传统观念一脉相承的。
陕北许多地区在育婴过程中留有“睡扁头”的旧习，以罂儿的后脑部枕骨睡扁平为美，该习惯与中原地区迥异，而与满族祖先慎人与女真人一直延续下来的习俗有关。
陕北人还有给孩子“保锁”的乡俗，认为娃娃三魂六魄不全，为了消灾免难，平平安安，便请法师或道士给娃娃“保锁”。保锁有固定的法事议程，锁一般为银锁，锁上还配有七彩丝线和神符纸条，等娃娃长到12岁时，认为魂魄已全，再请原法师来开锁，即给被保锁的孩子举行解锁过关仪式，这显然与萨满教在陕北的长期流行有关。
婚俗在陕习俗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同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一样，婚姻礼俗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奴隶社会时期，陕北存在“群婚”、“收继婚”、“服役婚”、“转房婚”等婚姻现象，这在有关历史资料中均有反映。进入封建社会中叶，受汉族礼教先进文化的影响，陕北地区各民族普遍进入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态（少数富有者除外），婚姻礼俗大同小异，与近世个仿。但还是较多保留了原始、愚昧的一些婚姻观念和游牧民族的某些婚俗习惯。
陕北人择亲时非常注重门户，即看清其家族有无狐臭史，认为“穷不扎根臭扎根”。其次，重视人气及对方家庭社会上的威信。再次，重视生辰八字，有“男犯妻家三十六，女犯婆家一世穷”之说法。另外，还讲究妗子不做婆，即使姨姨、姑姑做婆也不好，有“姨姨做婆，刀剪相磨”、“姑姑做婆，一世不和”之说。至于同族是决不可成婚的，因鲜有近亲成亲。再加上陕北各各族杂居共处，使陕北人种优化，所以陕北人大多身高强健，仪表俊美。
婚嫁无论贫富都有比较完整的聘娶程序，将中原地区古之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简约为“放话”、“定亲”、“娶亲”三道程序。婚仪则有繁有简，还有闹房、听房之俗。婚后还有“会亲”（相当古之“归宁”）等议程。
在经济贫困的乡间，婚聘所需财礼颇重，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婚姻，换婚现象至今时有发生，而且婚礼往往受社会落后观念的制约，大办、奢办造成不必要的靡费和负担。
陕北人的丧葬习俗也颇具特点，具有普遍性。传统性议程受到社会普遍遵从，这是因为人们不仅把死亡看成为一个生物性事件，同时也看成是一件社会性的事件，就其本质而言，一个区域丧葬习俗背后展现的仍然是该区域的人文内涵。
丧葬可分为葬式和丧礼两部分。陕北地区的葬式普遍衽木棺土葬（个别特殊死亡者例外）。古时游牧民族的火葬、野葬、树葬在陕北多不采用。土葬多采用横穴葬，即从地面下挖而形成土坑，再横向掏挖形成洞室墓，其形制和结构因时代和墓主身份而异，有土室、砖室、石室、亦有土坑直接掩埋等。东汉时期，石室墓葬在富裕地主、贵族阶层特别盛行。陕北无定河流域一带出土了大量东汉墓葬画像石，画像石的制作极耗工时与财力，它在反映当时陕北社会生产、社会精神风貌以及人们对生存与死亡的社会观念的同时，也证明了当时厚葬习俗之普遍。近代，厚葬之俗虽日渐式微，但遗风犹存，特别是在经济贫困地区，薄养厚葬的陋习还颇为深固。
陕北地区各家族一般都有家族墓地（俗称祖坟），按血缘辈份从上到下依次竖排，同辈则横排，至少满三代以上方可新立坟地。陪葬物品多为生活用品之物及死者生前喜欢的物件，还有“毁器”之俗，即把陪葬品毁坏后随死者一起埋葬。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人们对阴间鬼界极为复杂的文化心态，相信阴间的存在，人有灵魂，甚至物体也有灵魂，也可解释为是原始愚昧的陪殉习俗消退后，对死者寄托悲痛、留恋情感的一种适度表示。
丧礼是殡殓者，举办丧事，居丧祭奠各种仪式有关的礼节。在陕北，由于各民族间交往密切，丧礼形式相互影响，各地情况略有异同，但仍以汉族丧礼习俗为主，并夹杂一些游牧民族的固有习俗。
习俗文化
区域习俗文化特点的研究，是区域文化特点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只有对陕北习俗文化的特点作出明智的认识，才能从更深层次上，更细微地认识陕北文化的内在本质。
陕北的习俗文化，是陕北人在社会生活过程中长期生活实际的积累，各种习俗事象，无不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历史条件的制约。在时代发展序列中，每一代都在前辈所创造、积累的社会条件基础之上从事活动，把前一代人活动的终点作为这一代人活动的起点，同时又超越前辈所创造的社会环境和诸种已形成的习惯，革故鼎新，生生不息。每一代居民都以自己的新创新加入到绵绵不断的历史长河中，使自身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积累不断变异、更新。正是这种历史进程，真实地记载、反映了陕北地区民众生活的精神风貌和观念态势，显现了陕北地域习俗多元性特征，使得陕北区域文化为之丰富、充实，并充满了个性。
饮食文化
忌在饭前饭后用双筷敲碗，吴堡县俗谚云：“敲碗敲筷子，讨吃一辈子。”忌将筷子斜插在饭菜上，因为只有“献饭”，也就是祭鬼神的饭才是斜插筷子的。和别人一起吃饭时，忌“单挑”，即用一根筷子挑起菜；忌在夹到菜后丢下不吃，去夹另一块；忌在菜中翻着寻找可口的食物；忌别人正在夹菜时，跨过去夹菜；忌接连吃菜，中间不吃饭；忌用粘着饭菜的筷子去夹菜；忌伸出舌头舔筷子。
历史名人
黄帝（西元前27世纪～西元前26世纪），中华民族的始祖。《史记》云：“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约生活于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时期，宽厚仁慈，任贤用能，嫉恶如仇，以德治天下，率领氏族部落成员，“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史记》）。黄帝被尊奉为中华文明的创造者，井、火食（熟食）、衣裳、冠冕、釜甑、陶器、舟楫、车、杵臼、旃、宫室、棺椁、镜子、货币、几案、天文历书、嫁娶制度、分土建国、礼制法度、市场、坟墓、兵法、弓箭、指南车、阴阳之事及日常生活器具、政治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在诸多古代典籍及民间传说中，均颂赞为黄帝发明制作。《史记》称“黄帝崩，葬桥山”，黄陵县建有黄帝陵，被誉为“天下第一陵”。20世纪，桥山及其周围出土大量新石器彩陶文化遗存，为黄帝时代的有力史证。
貂蝉——在米脂城西杜家石沟艾好湾村，有一个“貂蝉洞”，三国时的貂蝉，就出生在这个地方。貂蝉和西施、王昭君、杨玉环一起，被誉为中华“四大美女”。传说貂蝉母亲分娩时，正值盛夏，蝉鸣阵阵，一只银貂跃入产房，故将女儿起名貂蝉。貂蝉长得百媚千娇，长大后被一名征北将军带到京城洛阳，送给司徒王允做使女。王允为除奸臣董卓，巧设连环计，貂蝉深明大义，甘愿献身，周旋于董卓和吕布之间，使吕布愤而杀了董卓。貂蝉为国家千秋江山赌青春的美名便流传千古。
韩世忠——（公元1089－1151年）绥德县砭上村人，北宋名将屡建战功。宋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授枢密使。岳飞父子蒙冤入狱后，他面诘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晚年辞官居闲。死后追封为蕲王。其夫人梁红玉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巾帼英雄。
李显忠——（公元1109－1177年）南宋名将。绥德军青涧(今陕西清涧)人。初名世辅，字君锡，一作公弼。出身将门。果敢有谋，号称“万人敌”。17岁投军抗金。建炎四年(1130),被迫降金，以鄜延路兵马副都监镇守边寨，屡败西夏军。后迁知同州。绍兴八年(1138)，设计俘金元帅右监军完颜杲(撒离喝)，归宋途中，因追兵所迫将其放还。后全家200余口为金军所害，被迫投奔西夏。次年还宋，高宗赐名显忠，授枢密院都统制。十年，金朝背盟攻宋，显忠以三京招抚司前军都统制率部屡败金军，拜保信军节度使。十八年，因建策恢复中原，忤权相秦桧，被排挤降官赋闲。二十九年，任殿前司选锋军都统制。三十一年，改任建康府御前诸军都统制。采石之战后，率精兵万余乘胜渡江，收复淮西诸郡，以功授太尉。孝宗即位后，兼权池州御前诸军都统制。
李自成——（公元1606－1645年）米脂县李继迁寨（现属横山县境地）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起义，后为闯王高迎祥部下勇将。高牺牲后继称闯王，率军百万。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在襄阳称新顺王，次年正月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不久攻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永昌二年（公元1645年）在湖北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杀害。
张献忠——（公元1606－1647年）定边刘渠村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在米脂起义，自号“八大王”。初属王子用部，后自成一军，转战豫、陕、鄂、皖等地。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取四川称帝，号大西国，后清兵南下，他引兵拒敌，中箭身亡。
李子洲——（公元1892一1929年）绥德县城内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曾参加五四运动的领导和组织工作。192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回陕北，创建陕西省第四师范学校（今绥德师范）并担任校长。陕西地区党组织创建人之一，曾负责中共陕甘区委、陕西省委的组织工作、军委工作，曾任代理陕西省委书记。1929年春被捕入狱，6月18日病逝狱中。
柳青——（公元1916一1978年）吴堡县张家山乡寺沟村人。原名刘蕴华，现代著名小说家。抗战时期开始了文学生涯，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地雷》、《牺牲者》、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第一、二部)，中篇小说《狠透铁》，散文特写集《皇甫村的三年》和《柳青小说散文集》等。
谢子长——出生于1897年，他和刘志丹一起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是陕北红军和苏区主要创建人和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谢子长不仅自己献身于革命，还教育和带动全家投身革命，成为一个革命的家庭。他家中先后有11人参加革命，在1932年至1936年短短的3年多时间里，就有8人为革命英勇献身。尽管身居高职，谢子长不顾个人安危，前往一线指挥作战。在长期征战中，多次负伤。在一次战斗中胸部中弹，因伤情恶化，1935年2月21日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同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谢子长出生的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这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以烈士命名的县名之一。
路遥——（公元1949—1992年），清涧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历任陕西省作协副主席、主席。路遥出身贫寒，但志向高远，先后创作了《在困难的日子里》、《惊心动魄的一幕》、《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人生》、《平凡的世界》、《早晨从中午开始》等小说。其中《人生》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被拍成电影，风靡全国。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成为陕西文学界的一大骄傲。《平凡的世界》被誉为第一部全景式描写中国当代城乡生活的长篇小说，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深情地关注了普通劳动者的命运，体现了路遥一贯的创作特色，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巨著。1992年11月17日，因肝硬化，路遥不幸英年早逝。欣慰的是，他给后人留下了《路遥文集》。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本身又超越了死亡。他在无中寻到了有，在死中得到了生，在终结中找到了开始。
